“白岩松三问”固然是“白问”,但互联网拉大贫富差距就真是“胡说”?

注:这次真的是白岩松说的!

著名的主持人、媒体人、社会评论家、公益评论家、心灵鸡汤导师、青年之友白岩松老师,近期又发声了(这次不是网上传的段子,而是真人!)。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他最擅长的侃人生,评时事,而是选择了直击互联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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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一出,就像是水下了油锅,在互联网圈子里激起一阵批判。仅昨天早上,就至少有四五位互联网人对白岩松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和菜头认为它反映了对“ 新生事物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排斥 ”。刘兴亮则认为它 “偏激与狭隘” 。

白岩松的观点遭到 “ 群嘲 ” ,这一原因,许多人归结于白岩松对互联网不了解。但是在我看来,它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缺少基本逻辑。

如果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只能在淘宝上买一些 “ 便宜东西 ”。

白岩松在这个观点里面认为富人变得更富,穷人买便宜东西,颇有一点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 东部 IT 精英纸醉金迷,西部山区人民还在吃草 ”的排比感。但是问题是,白岩松没有说清楚,富人富和穷人穷是什么关系,穷人买了便宜的东西和富人富究竟有什么错。如果没有互联网,“ 富人不变富,穷人买昂贵的东西” 这样就对了?怎么感觉有一种糟糕透了的感觉呢?

如果大城市更便捷,人人向往,房价变得更高,小城市只能上上网打打游戏?

大城市变得更便捷,不是因为互联网出现之后才造成的。相反,互联网的无界性,恰恰给小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和教育选择(当然这些内容被粗暴概括成了 “ 上上网打打游戏 ” ),如今一个小镇青年,只要他拥有足够的网络操作能力,接受的知识,上的社区可以与大城市毫无区别。而许多互联网创业(例如去年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各种 “ Uber ” 、各种 “ O2O ” ),无论成败,至少把一些线下的服务(例如专车)引入了小城市,而这些原先往往只有大城市居民拥有的 “ 特权 ” 。而高房价,我的白岩松老师,那更不能怪到互联网头上了。

如果城市生活更美好,农村还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靠天吃饭,

这一个问题更加莫名其妙。稍微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基础一定是农村的繁荣。无论是产品还是劳动力,城市的需求依赖于农村的供给,而互联网则使得两者的连接变得更加通畅。实际上,许多农村经济的瓶颈,恰恰正是生产和消费之中的供需不透明和流通成本。据新闻,白岩松是在电商大会上提出这三问的,不知道他是否跟农村淘宝的创业者有所交流。据网络数据,农村淘宝已经覆盖全国 29 省 300 多个县的近 1.8 万村点,全国农村淘宝合伙人中,75 % 是返乡创业者。 , 仅仅江苏睢宁县一个县,根据截止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淘宝等网店已经超过 3 万家,带动了 21 万人直接或者间接就业。即使这些网店未来可能只有一半存活下来,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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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淘宝:这样的农村淘宝店正在成为 “ 新农村 ” 经济中的重要甚至核心部分)

综上所述,似乎我又毫无新意地把白岩松批判了一番。然而,我想说的是:白岩松所说,虽然漏洞百出,但是核心判断却不无可取之处:互联网的确可能扩大贫富的差距,在中国尤其如此。只不过,白岩松提了三个问题,却不着边际,没有批到点子上。

不可否认,互联网精英们说的都没错:网络能够带来人与人的连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这种价值能也应该让所有人共享的。但是,任何情况只要落了地,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沉甸甸的历史问题

互联网有没有拉大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这种说法非常的粗略,因而很容易被反驳,不如说互联网是一种 “ 放大器 ” ,它拉大了信息设备、信息使用能力差距影响贫富差距的能力。在北上广,或者其他大城市的的人,甚至发达沿海农村的人,很容易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能上网”。而很不幸的是,这可能是一种幻觉。别的都不谈,就谈互联网本身在很多地区的普及尚待时日。尤其是农村,由于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最基本的通信设备问题,仍然处在弱势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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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地区的例子,2015 年,位居西部的贵州省,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34.9 % ,而浙江省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65.9 %,足足差了将近一倍。至于网络质量,网络流畅度,居民对于网络的使用能力,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数据均来自于两省发布的《互联网发展报告》)

也许有人会认为,随着网络发展,网络会最终覆盖到每一个人。但这忽略了一点:互联网带来的先发优势是巨大的。更好的网络,意味着能够先发现机会,机会在互联网中往往稍纵即逝。同样的生意,2010 年开淘宝尚有许多空白期,2016 年开淘宝恐怕就要面临被种种大店压制难以出头。同样去给网约车做司机,2014 年进入 Uber 的人收入可以达到两三万一月,而合并后可能连油耗也付不起,这里的差距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最简单的时机优势。仅考虑这种简单的差距,互联网引发的贫富差距就难以小视。

互联网是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只是基础,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它与实体经济是一种 “ 互联网+ ” 的关系。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它们有资本,有基础设施,有挣钱文化,他们需要的是信息对接和商业模式。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互联网,而是各种基本条件的全面革新。互联网,尤其电商革命将所有的供应商和利润透明化,物流变得畅通,实际上也正是对欠发达地区的一种更严厉的挑战:它们没有了信息和区位的传统优势,如果不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擅长模式,资本和人才就会比以前更快流入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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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图表:以省计算,淘宝村数量前十位的,均为中东部省份,前五均为沿海省份。地级市计算,均为富裕城市。西部省份的淘宝村仅有五个,不足全部的 1 %。)

当然,这又牵扯到效率与公平的博弈。许多支持互联网经济的人愿意举火车替代马车来说明,互联网是造就就业而不是失业。长远看,这肯定是对的,时代要发展,但这不意味着难以适应时代的 “ 马车夫 ” 就活该被当做 “ 历史的肥料 ”。转型不是简单嘴巴一碰就能成的,实际上,最容易受到互联网电商冲击的,往往是对互联网最不了解的人群,他们往往有一些特征: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不高,家庭负担重,传统行业从业时间较长。而他们转型,在新经济中重新找到位置无疑最为困难。他们可能是你至今不会用电脑的二叔,也可能是觉得 “ 网络上都是骗子 ” 的王大爷。那么,谁来教育这批人,或者,谁来作为这批人进入互联网的中介?(不要指望政府投入,许多乡村教育本身已经岌岌可危了)

甚至偏见也可能为贫富差距贡献养料,实际上,在北上广之外,甚至就在小城市和乡村的人群中,新的,有活力的商业模式每天都在产生。但是这些模式却容易被忽略:因为它更 “ 草根 ” 甚至更 “ 草莽 ”,它有许多灰色的部分,许多不够优雅的部分,但是确实促进了当地繁荣,这些局限性,本来可以通过更多合理的方式进行分析。但是,在以城市中产消费为核心价值观的 “ 主流 ” 互联网圈很容易把这些东西中可取的商业因素像《北京折叠》里描述的 “ 折叠 ” 起来,而更多关注它的猎奇、荒谬、“ 低下 ” 之处。例如将快手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取出来作为《乡村残酷物语》加以赏鉴,将 OPPO 和 VIVO 的商业模式贴上 “ 厂妹 ” 的标签。似乎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和娱乐,包括商业都应该只有一种模板。而这些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和可能性,都被轻易地无视了。另一方面,这种粗糙的 “ 城市中心论 ”  又促使了相当一批小城市互联网精英不愿意深耕本地,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以后,便希望来到北上广更激烈的资本竞争中。殊不知,这对于资本和创业者可能都并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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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带着草莽的模式,居高临下的否定总是容易的。但问题是,应该用什么东西去填补数亿人的需求?)

一言以蔽之,互联网不会造就贫富差距,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却有点像一个扩大器,由于这个扩大器,此前的许多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包括阶层差距,被加倍了。这不是互联网的错,但是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它会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大,把以往的问题复杂化。

继 “ 白问 ” 之后,我有三个问题。

1.在互联网和新经济的浪潮中,如何解决信息基础设施不均等、信息接受能力低下,商业渠道落后于信息渠道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谁来解决?谁来付费?

2.如何解决小城市和农村的 35 岁以上,未接触互联网,缺乏教育的传统行业从业者转型问题?缺乏培训的他们,如何参与到互联网经济之中?

3.如何看待小城市和乡村诞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商业组织?是否只有泊来的模式才是 “ 高大上 ” , 小城市和乡村就只能标志为 “ 乡村XX物语 ”、“草根 ”、 “ 山寨 ” ?又有什么方式,可以鼓励互联网精英在小城市创出一片天地?

能把这三个问题答好了,“ 互联网与贫富差距 ”这个命题才可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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