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硅谷创业法则,到海上去做一场社会试验,为什么说“政府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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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2013年的世界自由党大会(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 Liberty Conference)。这个会来过好几次了,这次也没什么别的,主要是来听我们Seasteading Institute的演讲。这个想法本身应该已经不用再从头介绍,因为可能很多读者已经有所耳闻了,不过本次我的同事Charlie Deist还是带来了很多自己对于社会实验理论的洞见。结合最近对很多科技公司带来的社会效应的思考,我觉得很受启发,所以值得分享一下。

为了读者方便,再简要的叙述一遍seasteading的定义:seasteading的含义就是将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府中,以广阔的海洋为平台,让1000个政府互相竞争,然后公民们可以像选择手机一样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本次大会我学到的主要是这两点:用硅谷创业公司的法则解释为什么自下而上的试验社会是可行的;并且为什么现在就和100年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是一个非常适合类似seasteading这样的社会实验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试验社会是可行的甚至必然的?

如果我们把“政治产业”比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垄断企业。垄断式政府的劣势到底在哪里?这里我想提一提Seasteading专题图书作者,作家Joe Quirk去年在Burning Man大会上做的一次TED演讲,按照社会契约理论,政府的本质不过是服务提供商。但与其他所有的行业无数的服务提供商比起来,它却是一个非常拙劣的服务提供商:我们每一个普通用户都犯不去考虑怎么样自己的手机变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自己的电脑变得更先进,但事实是,手机厂商和电脑厂商都在忙不迭的每年更新换代,甚至半年一更新来取悦我们,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我们。与此相比,税务部门和交管部门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永远都在不断的发明各种各样的新方法来让它的用户们更难受,而这是因为他们不害怕失去我们,因为没有竞争者可以供人们选择。

Patri 的祖父Milton Friedman(芝加哥学派代表,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和父亲David Friedman都一生都致力于在理论上倡导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到他这一代,他的想法是真正的解下资本主义身上的镣铐,用实践来解决问题。因为硅谷精神的实质就是注重实效的精神以及试验主义,就像Facebook的总部墙上无处不在的写着“代码胜于雄辩”(code wins arguments)。各种各样的辩论都不解决问题,只有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能获得市场的公司自然有合理的存在理由,这就是seasteading试验社会的存在前提。用一个高科技产业的类比来说,自由的海洋空间是新社会的硬件,而那些企业家们设想的运行这些新社会的商业计划和规章制度则是新社会运行的软件。只要你想到了一套可以让社会流畅运行的方式,那么就可以到这片新的平台上来一试,并在竞争中逐渐发展出最合理的社会。

从一个非常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讲,生物体的进化是由于它们可以进行很多不同的、独特的实验,从中来复制那些已经成功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文化构造应该也是一个一样的过程。从自古以来,社会的规则都不仅仅是由那些掌权的人物所制定,这些规则更多的是由社会的生态系统自己孕育出来的,领导者们自然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们起到的更多的作用是顺应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趋势并让他们去造福全体人民,(比如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等等)乌托邦式的领袖凭空发明规则让人们在其中生存鲜有成功的例子。这个道理看起来比较革命性,但其实和我们从小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教育的答案是一样的,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确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社会进程的变革需要由下而上的创意,推动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是无数想小岗村式的勇敢尝试,而绝非来自一群正襟危坐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

为什么现在正是一个属于试验社会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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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ISFLC的主讲人Peter Thiel认为,现在,就像100年前的世界迎来了一个社会主义时刻一样,世界也许迎来了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时刻,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为它多年以来向大学毕业生、向中产阶级以及向债权人欠下的巨额债务买单。如果把美国政府比做一家公司的话,那么依然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公司居然还有着16万亿美元的亏损,然而政府的泡沫正好代表着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机会。

我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虽然现在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天方夜谭,但别忘了,历史就是这样被塑造的。20世纪后期的东欧各国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彼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耶稣,那上帝恐怕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是耶稣告诉大家有上帝的。也就是说,一切理论的创始人都固然伟大,但要想让他们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还是需要事业家们或者企业家们去执行。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可以把乔治·华盛顿,美国的国父们以及列宁都归入“社会创业者”的范畴。讨论究竟是杰弗逊还是孟德斯鸠更伟大,或者究竟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更伟大,都很难得到有意义的答案,因为他们的价值是互相依存相互关联的。换句话说,Patri的想法的确很精彩,但它真正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则几乎完全取决于seasteading创业者的表现。

100多年前,列宁出版了著名的《怎么办》一书(即”what is to be done”),在那个危机年代象征着“社会主义时刻”(socialist moment)的到来,并且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俄国。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出现半个世纪之后都依然没有真正的执行过?社会变革需要先进社会理论作为行动纲领,而且需要最前沿的技术作为基础,它要用这些技术来管理新型的政府模式的生态职能。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例,无线电广播技术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的各种各样的统治工具:群众运动、舆论宣传、计划经济等等都需要无线电技术为核心驱动。

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新型社会的技术基础。这方面推荐一本书全面的论述了这个观点,是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以前在一篇讨论众筹的力量的文章里我们说过这个观点,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集中化,集中的工业组织(福特)、集中的思想(极权统治)、集中的财富(洛克菲勒和强盗贵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分散,由于技术的帮助,每个人变得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声音(社交媒体)、自己的能源(智能电网),甚至自己的经济系统。”下一步很自然,那就是公民将可以拥有自己的、自由选择的社会和政府。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起始成本的差别。现在每个人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拥有一个微博或者一个YouTube账户就行了。这也是Patri在硅谷生活和工作多年观察到的最大的心得,即起始成本的差异造成了美国政府笨重以及缺乏创新的表现和电脑行业日新月异的公司们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想办一家科技公司,基本上你只需要一台电脑,然而想创立一个国家,古代的那些豪杰们还要赢得一场革命、赢得一场战争(最坏的情况就是需要赢得一场选举了)。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况叫做高准入门槛,它反映了一个广泛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整个全世界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再有边疆、不再有新大陆的社会,因此想像美国的那些国父们一样进行新的社会实验就已经不再可能了。因此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打开海洋这片边疆,就能解决社会实验中准入门槛高的最大难题。

现在看来,2013年的我们已经无限接近这一时刻,硅谷在这方面确实贡献很大,Facebook、Twitter、和Udacity如何有力量咱们就不用再说了,也许未来的历史书中将会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时刻,只不过和100年前的社会主义时刻不同,这次我们不需要数千万人民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非自愿的加入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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