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公斤重的投影仪到正对面50米高的巴米扬大佛空洞之中，1000摄氏度的卤素光源射出的60万流明穿过80米阿富汗的清洌空气，把石窟之中的温度提升了不到0.5摄氏度——这是脆弱的巴米扬大佛遗址能承受无害温差。张昕宇和梁红得意地坐在外壳温度也有380摄氏度的投影仪后面。出发前，张昕宇给出的计算结果是：“点亮巴米扬”的成功率是95%。

这一天距离张昕宇的队伍从北京东三环的家中正式出发已经过去了48天。真正动身上路的9天前，《侣行》制作组就在居庸关长城举行了像模像样的出发仪式。为了配合到场媒体，仪式之后，张昕宇的队伍不得不开着车兜上了一圈，才又回到原地，开始和狂热的粉丝们合影。混沌的空气里，每一张合影里的张昕宇都像是已经被提前沾满了中东的黄沙。而他身边的崇拜者们，则都是一脸期待地幻想着和他们一起“逃离”污染、平庸或任何的其他。

到场的崇拜者似乎并不介意这是不是新一季节目的真正启程，更多远道而来的人们甚至觉得幸运——未来的几天，他们还能幻想着有更多的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西芮（化名）成为了这些粉丝里幸运的一员。这个96年出生的小姑娘背着家人从无锡来到北京，直接找到了张昕宇的队伍，并以类似于义工的身份加入其中。在接下来的9天里，她和张昕宇的队伍同吃同住，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我不会跟他们一起走，因为我不会给他们添麻烦的。”

那些天，张昕宇自己面临的麻烦则是突如其来的眼疾。在测试“点亮巴米扬”的投影设备时，张昕宇仅仅佩戴了一副普通墨镜。在近距离对焦时，强光点燃了测试用的胶片，也烧坏了他的角膜。当天夜里，他被梁红送到了同仁医院。“我高估了我眼睛的承受能力，我并没有低估光线对眼睛的危害。”

张昕宇说他对此并不感到紧张和担忧，因为他就是这支队伍的随队医生。1997年到1998年两年中，张昕宇在辽宁阜新参军，兵种是空军地勤。这段时间他开始自学医科知识。“这次携带的装备里，我们可以处理基本的内科、外科和骨科手术：气胸、血胸、气管插管和肢体骨折处理。都没问题，我能做”张昕宇说他是久病成医，而他的医学临床经验就是自己和梁红。

这支队伍里的一个重要规矩就是：受伤罚款500人民币，受伤出血罚款1000人民币。张昕宇承认自己是个胆小的人，因此对他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第一位”。在出发前和媒体与粉丝的见面会上，张昕宇和梁红说来说去的就是：我们是去旅行，而不是冒险，这不是说走就走的事情。

而他们面前的听者却不那么想。在一段由观众自发录制的新一季启程祝福视频中，几乎所有的声音都是赞叹张昕宇和梁红的勇气，膜拜他们呼吸过的硝烟，以及艳羡他们北极求婚、南极结婚的浪漫。队伍中的义工西芮说张昕宇和梁红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生活理想，她“想要他们那样的生活，想和他们一起去冒险。”

粉丝看到的是出发的勇敢，而张昕宇仍在盘算着回归的安全。所谓出发仪式的转天晚上，西芮正在帮着《侣行》第三季的出行队伍做最后的车辆准备，这也是将张昕宇出发时间推迟的另一个原因。两辆经张昕宇自己改装后防弹级别达到十级的防弹车是这一季的主要交通工具，张昕宇称他们为“大白”和“小白”。每辆车都被装上了射程达三公里的远光灯和环车身360度无死角的近光灯。底盘下追加的油箱可以储存1吨的油，足够他们从双井开到新疆。

追加防弹性能的改造花费了109万，其余功能的加装花了70万，即便如此，张昕宇还是希望预算再多些，时间再久些。他说如果再给他100万和一个月的时间，他会把全车的金属部分，包括每一枚螺丝，都换成钛合金；然后把防弹功能最薄弱的侧窗玻璃进行离子置换，用锂离子置换里面的钠离子来增加玻璃硬度。

更多的时候，对于张昕宇来说，钱不是问题，而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和达不到的效果。和赞助商给出的车辆和费用相比，他和梁红自己自费负担的额度更加夸张。每次谈到开始，张昕宇还是喜欢将自己投身这样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描述成一个“实迷途其未远”一类的鸡汤故事：他和梁红从广安门车站西街的一个烤串摊发迹，之后迅速积累财富，实现经济自由，在2008年去过地震灾区之后“感悟生命的意义”，不再为钱纠结。

故事的另一面，是张昕宇仍然经营着一家机电类的外贸公司，而且从2006年开始，如果“一年挣不到1000万，就觉得算是干得不好”。他喜欢讲述出来的另一个理由则是“让世界看看真正的中国旅行者”。张昕宇和梁红都坚称这样的旅行“与钱完全无关”。

“真正的中国旅行者”被张昕宇定义为至少不是巴黎街头的“买包客”，而是能“代表着这个优秀伟大国家”的人。在“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标签之间，他高兴地接受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我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这个就跟儿子似的，只有我能说不好。”

张昕宇支持网络管制，“IS怎么起来的？落魄不得志的年轻信徒，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又没有途径，就去圣战了。开放的网络下，你又有多大把握确定每个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坚信，如果没有网络，关闭了facebook和twitter，那些人就不会被网上的“邪恶”信息所误导。

“那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

“我翻墙上twitter。”

“我曾经和台湾绿营的人谈香港的事：什么叫人权？什么叫民主？人权和民主是建立在法治之上。如何实现法制？那要每个人提升受教育程度；如何提升？让每个人都上得起学；如何让每个人都上得起学？那就是实现小康。”张昕宇说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是来自“部队的教育”，二是走的地方多了。

他曾在美国被一群年轻人脱裤子挑衅，也曾被警察无辜拷上手铐搜查证件；在南非，被一个搭车的大姐抢劫，而在大姐把枪从篮子里掏出的前一秒，张昕宇还以为是要“拿出些土特产感谢我”，另一次则是直接被南非警察抢走了2000人民币；在秘鲁，“等红灯的功夫就被抢了”。

张昕宇把这些都归因于“他们看我是中国人”。当粉丝们幻想着和他一起冒险、一起逃离的时候，张昕宇却比任何人都乐于赞美并依恋着此时与此地。他坚称他“代表”的国家有着最稳定的社会和最正确的发展路线，“我爱国家，爱稳定的环境，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它！”

那些在这“稳定”环境里无力出走的粉丝们，却只把“莽夫”似的勇气寄托在了这位真人秀主人公的身上。

张昕宇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他也曾“凑热闹地”走上街头，但是，当他挣到了第一个100万之后，他在办公室和家中都挂上了邓小平的肖像。“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体制就是咱国家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