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总讲连接硅谷与中国，不过事实上，想要连接硅谷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人。今天我们就换个角度，看看其他国家的“势力”是如何在硅谷进行活动的。

上周我参加了一场由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RVC）与俄罗斯创新协会主办的活动——“俄罗斯创新周”。平时还是经常在华人圈子里混，我有点形成了“中国人已经占领加州“的错觉。不过到了那儿才发现，硅谷的俄罗斯力量也完全不可小觑——而且比“中国势力”更进一步的是，它们把大公司高管、投资人和明星创业者这三条线都给占据了。

俄国人的雄心自然是有理由的，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一样，俄罗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它的互联网市场潜力是全欧洲最大的，用户数上也刚刚超过德国，在全世界目前位居为快速增长市场的第四位。

Google创始人Sergey Brin就出生于莫斯科，只是因为政治避难才来到美国。不过，时过境迁，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可不会再做出把宝贵的科技人才赶去美国这样的事情，近年来俄罗斯也效仿中国启动了类似于“海归人才归国计划”的行动。在斯坦福、MIT这些高校就读的众多俄罗斯人都感受到了这一股召唤，纷纷回国去为这些高校在俄罗斯建立了区域中心。不光如此，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些城市的人才密度也使得以英特尔为首的一批跨国企业分别在这里建立研发中心。

在本次活动上，大家讨论的议题主要与政府相关，这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多位主管教育、科技和投资的部级官员都飞赴硅谷参加这次会议，也因为想要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其前提就是要建立成熟与开放的资本市场，这其中政府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硅谷的许多风险投资人都表示美国的政府事实上是阻碍创新的一个巨大障碍。Peter Thiel曾经总结道：“现在所有关于数字的领域都没有太多的管制，而所有关于实物的领域都被严重管制。我们之所以在近一二十年内看到了电脑和互联网领域的飞速发展，那仅仅是因为软件和互联网是限制比较少的领域之一。”DCM公司的创始人Dixon Doll也特别提到，像类似美国药监局（FDA）这样的官僚机构，动辄雇佣数千人，花10年才能审批一种新药。都严重阻碍了创新的发展。

要说起评价各国政府在鼓励创新吸引外资上的表现，Dixon绝对是整个硅谷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DCM的全球化程度是硅谷所有风投中首屈一指的，Dixon在回忆当年海外探路的经验时，还特别称赞了中国政府的表现，并建议俄罗斯认真学习中国的经验。

他讲到：1999年时他刚刚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国内资本市场，进行市场改革，专门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向国内外专家寻求建议。Dixon 本人则是最早一批顾问成员之一，也是唯一的美国风险投资人。在十几年前，这一步的确是一招险棋。尤其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和产权保护普遍存在疑问。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刚刚开放不久，所有的投资人都在疑问：“在中国投资有多少风险？万一哪天的风向不对，政府要强行国有化，或者官员想没收财产索要贿赂怎么办？”

十几年之后，这些疑问都已经是过去时了，DCM也成为中国最成功的风投机构之一。他总结经验，提到如果诸如俄罗斯一类的新兴市场想要吸引外界的投资人，政府必须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包括在资本市场上更加注重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除了保护投资者之外，政府还有义务去帮助创业公司募资甚至上市，比如说中国政府就在协助企业在境外上市上提供了广泛的支持，相关的官员甚至下达了硬指标“保证”每年会产生7个IPO，并且逐渐的，深圳和上海的资本市场也会建立并完善起来。

Dixon在演讲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在2012年上半年（一月到六月），全球科技领域有30个IPO，这其中有24个是在美国完成的，大概占总数的80%。与此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乏力的影响，来自中国的IPO大幅跳水，从22个直接下降到3个。“虽然现在行情不好，但这其实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机遇，那就是IPO减少了，但是创业公司并没有减少，只不过大部分企业家会减缓上市，或延长持有公司的时间。这种积累意味着在几年之后，待行情好转时，IPO市场将会再度迎来一个爆发期，那时恐怕就是俄罗斯投资人和创业者们的大好机会了。

就在一周之前，俄罗斯投资教父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也来硅谷参加了GMIC大会。他前脚刚走，包括RUSNANO（俄罗斯国营奈米科技公司）、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 (RVC) 和斯科尔科沃基金会 (Skolkovo Foundation) 等等重量级选手也都飞来硅谷“进修“，还带来不少政府高参。看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俄罗斯人也绝对不甘落后。如今我们还能看到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争先恐后前去纽交所上市的盛况。若干年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欧美的公司在莫斯科上市的情景吗？起码，这应该是他们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