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关口临近之际，阿里巴巴与媒体评论人士的一场“舆论战”突入高潮。

8月18日，对阿里巴巴公司从战略、产品到文化等方面持一贯批评态度的独立媒体评论人士葛甲通过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称：已经收到了来自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控股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这三家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司共同提起的诉讼，指控葛甲在文章中捏造事实和损害名誉，要求其赔礼道歉，并索赔人民币50万元。

这是在近期阿里巴巴与一系列媒体的纠纷中，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诉讼。此前，尽管阿里巴巴通过发表“缄默期的声明”和集团公关总监颜乔实名举报的方式明示或暗示《IT时代周刊》与独立媒体评论人士葛甲卷入针对阿里巴巴“以负面报道为要挟的财务敲诈”，并得到了来自《IT时代周刊》与葛甲本人言辞激烈的“要起诉阿里巴巴”的声明。但最后真正发起起诉的，仍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三家公司。

这里注意两点：第一，阿里巴巴并未选择“以负面报道为要挟的财务敲诈”的组织机构《IT时代周刊》作为这次的首要起诉对象，而是选择了独立媒体评论人葛甲；第二，起诉的“罪名”是捏造事实和损害名誉，并不是财务敲诈。

这种起诉方式有利于阿里巴巴“胜算”可能的最大化：起诉涉事个人而非机构，应诉者在调动社会资源以及法律资源上会明显居于劣势，尤其是对大部分第一次遭遇类似诉讼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以“捏造事实”和“商誉侵害”为起诉重点，更容易落定起诉本身的“事实”证据部分。若以“财务敲诈”为落点，无论是取证还是质证的难度都无疑更大。

而阿里巴巴的“胜算”几率，更来自它发起司法诉讼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的判决结果应是此次事件最终结论的唯一裁定方。

而杭州市滨江区正是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阿里巴巴在此地提起司法诉讼，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司法游说”空间。

“司法游说”不等于利益输送，是一种正常的在司法诉讼和法律纠纷中采取的在庭审之外与司法机关的一种沟通和施加影响力的方式。但如果回顾中国科技行业在过去几年几次著名的司法冲突案例，你并不难发现这种“正常”的司法游说和司法行动背后那些“不正常”的地方：

2006年，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指出旗下工厂为“血汗工厂”的调查报道，富士康对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和当事编辑提起了诉讼——有意思的是，作者是基于对富士康集团（昆山）有限公司员工的调查采访写成的报道，但富士康集团却选择了位于深圳的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名誉”为由提起诉讼，索赔3000万元。这其中，当事作者王佑和编委翁宝曾一度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通知银行，“跨省”冻结二人的银行账户资产。一时舆论哗然，时任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直接表示，深圳是富士康在大陆的发家地，打官司的胜算显然大一些；“我不是说当地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富士康毕竟在深圳这么多年了，有些便利是我们看不到的。”

另一个例子是同样作为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的腾讯——当年的QQ“珊瑚虫”外挂案、腾讯对《计算机世界》那篇具有争议性报道《“狗日”的腾讯》的起诉案，以及“3Q大战”的起诉与判决，腾讯总部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都是司法裁决的发生地。这几场诉讼，“珊瑚虫”案以被起诉团队核心成员被判入狱告终；“《狗日的腾讯》”案以《计算机世界》杂志在庭审前公开道歉落幕；而与360的诉讼则以360公司被判罚款和道歉暂告一段落，而后又风波不断。总之，腾讯都是赢家。科技媒体TechWeb创始人祝志军甚至曾经在微博上吐槽“谁要跟腾讯玩命，就让它跟腾讯公司旗下的深圳南山法院玩命。屡试不爽，一直以来很有成效”，著名科技评论人洪波（keso）也曾对此发表评论表达不满。

这背后通常都并没有“利益输送”，但地方法院“判赢”这些在当地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型企业，具有相当的“政治正确”性。

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与行政和司法权力存在着天然利益关系的是那些大型“垄断型”央企。但事实上，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型民营企业，同样有着与公权力博弈——甚至影响公权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正在随着它们体量的增加，对地方税收、就业和社会稳定影响力的扩张越变越大——这才是富士康和腾讯一系列司法诉讼背后的警示所在。单就富士康深圳公司，每年向深圳政府缴纳的税款就高达百亿元人民币，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曾对集团员工表示：2013年阿里巴巴集团日均纳税2000万元，是浙江省除了烟草公司之外纳税总额最大的企业。

把这些案例放回到这一次的事件中去看，以阿里巴巴在当地的影响力、拉动就业的能力以及对税收和“社会稳定”的贡献，都可能构成它“司法游说”的资本，从而增加了其在绝大多数诉讼中的判赢概率。

拥有司法游说的资本和影响司法程序，确实也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光是有这种可能性就已经让人足够担心了。当阿里巴巴发起诉讼的地点选择在杭州市滨江区，了解个中缘由的人都会更清楚这场官司的走向是什么。更何况除了财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和以上提到的司法游说能力之外，你会发现，整个事件的议程和发展节奏都是由阿里巴巴推动的。相似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毕竟司法判决的结果与考量阿里巴巴在杭州市甚至滨江区的“重要地位”应该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也理应由不同的公权力机关予以考量。如果司法机关在审理和处理有关诉讼的过程中过多地掺杂了对阿里巴巴在杭州当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考量，则司法判决很难真正公正。事实上，一些在当地甚至全国，因为税收、解决就业甚至受到过更高级别官员接见等原因而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营”互联网巨头已经享受着一定程度的司法便利。在此次对独立媒体评论人葛甲的起诉中，我们也容易地发现了这种“便利”的影子。

独立媒体评论人葛甲被阿里巴巴起诉的后文，事关司法裁决的边界与司法公正。而批评不自由，司法亦难以公正。

我们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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