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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中国式创新到底有什么不同?从孩子们的比赛上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孩子们,大部分都以工作量来取胜。也就是说,胜在提前性,让小学生做高中的事,高中做研究生的事。其实这个事到了那个年纪,自然就会做了,只是让一个孩子做出来,显得有些不同。”——有没有让你想起的小学奥赛经历?

Vicky Xiao

发布于 2015年5月22日

这个世界已经是他们的天下了。

在参加完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后,看着这些才16、17岁,来自各个国家的少年天才们,我深深这么觉得。

那么,在这个学霸、天才们聚集一堂的地方,中国孩子们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遇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副教授秦曾昌,他已经连续四次担任大赛的评委,也是这次大会计算机学科的评委之一。尽管每年都有中国孩子获得不错的奖项,但是,对他来说,他却觉得还很不够。

“中国学生在计算机这方面,还是只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秦曾昌说。在他看来,中国参赛学生的特点就是项目难度高特点,完成的比较严谨,但是国外的孩子们,虽然项目难度低,但是在创意新颖却远胜于中国孩子。

其实翻翻名单也可以发现,中国孩子们往往倾向于“多个无通讯机器人推运物体的协作策略研究”、或者是“基于无源RFID的室内定位系统”这样听起来相对艰深、成熟的项目,但是,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往往是他们在大学实验室的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到底哪个部分是完全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探索,还很难说。

但是很多国外的参赛项目,虽然技术比较简单,却听起来要更加有趣的多。

比如让秦曾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美国小孩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技术非常基础,就是基于蓝牙通讯技术来进行定位——只要有人手机运行着这个应用,就可以检测到周围的其他用户,记录相互的距离和接触时间等等。

简单吧?但是,让所有人都惊喜的是,那个小孩对于这个应用的巧妙定位:他用这个应用来记录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并从传染病的监控这个角度对应用进行了优化。

“这个让所有评委都觉得非常的有创意!”秦曾昌说。尽管它也会引起隐私上的担忧,而且技术门槛实在不高,但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想法,几乎得到了全部评委的肯定。“对于有经验的评委来说,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来源于参赛者自己的想法,而非大学的某个研究生导师的课题。”

不仅仅是美国孩子,秦曾昌还记得,有个罗马尼亚的孩子以前做了一个项目,角度同样非常新颖——用舌头去“看”物体。

这个项目是怎么回事呢?人正常看东西是光刺激视网膜,但是盲人来说就没法做到。于是他们设计了一款产品,让摄像头后面连着芯片,芯片上有一个一个点阵可以放出电流。所以只要把这个设备放到舌头上,当摄像头扫描到物体时,电流就会做出相应的变化,从而描绘出外部物体大概的轮廓,让盲人可以感知到。

同样的,这个产品背后的技术并不复杂,而且事实上,那个孩子制作出来的设备也并不成熟,只能识别出基本的几种物体,但是那个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秦曾昌非常难忘。

而事实上,和大学实验室里那种大部分时间都得绑在同一个项目上不同的事,这种自己琢磨出来的项目,更灵活得多。秦曾昌说,那个孩子差不多连续三年都在参赛,每次都是带着自己的不同产品,而且越做越好,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居然还拿上来一个无人驾驶的项目,得了最大奖,而且进步非常明显。“那个孩子高一的时候开始参赛,到最后,有了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他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有两个尼日利亚的小姑娘,觉得自己国家的很多人上厕所都“不规矩”,就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帮助人们找附近的厕所;而一个美国孩子讨厌别人作弊,于是发明了抄袭监测仪……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创意,而且更多的是孩子们在自发地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找出巧妙的办法,用秦曾昌的话说,“他们做的更加像是符合这个年纪的事情,所以会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中国的孩子们,用秦曾昌的话说,“选题窄,没有那么多领域交叉的机会,所以大部分都以工作量来取胜。也就是说,胜在提前性,让小学生做高中的事,高中做研究生的事。”秦曾昌说,“其实这个事到了那个年纪,自然就会做了,只是让一个孩子做出来,显得有些不同。” 

(不知道多少人在看到这段话时会想起自己小学和初中上过的奥数班。。)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很多小选手们自己也意识到了。

在谈到和其他国外的参赛者的不同之处时,来自北京八中的刘果夫就对我们说,“我们是跟大学实验室,大多数跟导师的题目走,在导师的题目上再发展,所以会更高级一些;但是国外的参赛者自由度更高一些,很多人就是在高中完成的实验,所以更贴近生活,创意更强。”

而来自北京四中的杨建钊显然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说中国的参赛项目是很多科研的计划,看起来成熟一些,但很多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学生的想法,而是加入到其中;国外很多项目尽管没那么精致,却是实实在在源于学生自己的想法。

除了创意来源以外,在实现过程中,这个分化也很明显:由于大多是教授指导下的前沿的项目,中国孩子们自己“倒腾”的会少一点,而美国的孩子们的项目大多是很多自己“闷头”折腾出来的,所以很明显会比较初级,但都带着自己的痕迹。

这个情况,哪怕是同样来自中国,在普通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学生之间,差异也很明显。

我们在大赛上也遇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国际学校的团队,他们做的是针对自闭症患者的研究。三位参赛者都有朋友或者亲人患有自闭症,他们告诉我,自闭症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下会有压力从而大吵大闹,所以他们一起做了一个针对自闭症孩子的手环,可以依据心率和动作,在自闭症的孩子们产生压力的时候进行震动,提醒他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普通孩子当中。

这个手环还比较简陋,复杂程度也远远不能和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手环相比,但是,当你看到三个还很稚气的小孩,已经为了自己的朋友亲人做这种努力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他们非常棒。

这样看,似乎也就不难理解秦曾昌在最开始做出的大多数参赛的中国孩子们只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评价了,而原因呢?秦曾昌说,尽管总体水平在稳步提高,但是中国在教育方面还是落后一大截,尤其在固化思维的一方面,对孩子们的自由发展还是有很大束缚。

除了参赛项目,或许还有别的也能证明这一点。

有人对我们说,“中国孩子穿的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穿的都土一点,过于规矩了,有一点被束缚住。”

这一点,真的是不能再赞同。

当看着一张张本该张扬的小脸,被统一藏在白衬衫、黑色外套和西装裙背后,表现出波澜不惊的表情时,再看着隔壁其他国家的女孩子们颜色鲜艳的裙子和夸张的欢呼——似乎多少也会他们觉得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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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y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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