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厘岛“数字游牧”正成为外来创业者的新追求

过去你可能从未听到过 “Co-workation” 这种说法。

在 Google 上搜索这个单词,会得到超过 3800 万个结果。事实上,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新词汇:Co+Work+Vacation。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由适度的工作和悠闲的假期组合而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特别是西方人的欢迎。

在印度尼西亚的旅游冲浪胜地巴厘岛,缓坡延绵、树林与稻田彼此交错的中部 Ubud 区域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的为世界各地的科技互联网创业公司或媒体机构工作,也有人是摄影师、咨询师、法律顾问、画家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由职业者。虽然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每天都会聚集到一家名叫 HUBUD 的共享工作空间里,在完成当天工作的同时彼此交流,相约午饭和咖啡,或者下午一起去海边冲浪。

他们称自己为数字游牧者。

 

数字游牧, digital nomad

 

创业公司孵化机构 Potential Asia 的联合创始人 Georgi Georgiev 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巴厘岛的数字牧民。他的公司按照欧美国家成熟的创业模式在亚洲地区复制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此之前他长期居住于英国,一个气候湿冷不适宜久居的国家。在 PingWest品玩举办的 SYNC Bali 【Enjoy the Digital Nomad】 活动上他对记者表示,来了巴厘岛之后就不想走了,“这里的天气更好,物价低,非常适合长期居住。”

定居在这里之后,Georgi 和一部分公司员工在 HUBUD 购买了会员身份和不固定的工位。他的一天通常从 10 点钟开始,上午通过电子邮件以及 Skype 网络电话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员工、投资组合公司联系。之后,他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冲浪——自己最大的爱好当中。“这里的人大多数都不是工作狂。我们在工作的同时享受生活。”

在巴厘岛,共享办公空间是创业者、设计师和各种自由职业者最热衷的办公地点和社交场合 / 图 by 光谱

在巴厘岛,共享办公空间是创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最热衷的办公地点和社交场合 / Photo by 光谱

在当地创业公司、文教事业单位中身兼多职的 Christopher Thompson,对于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也有同感。他认为,工作在人的精力和时间中,永远不应该占用超过 49%。

我也曾经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经常不能回家。但这样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我开始问自己,“这些成绩,和为了取得成绩所付出的比较一下,结果真的让我开心吗?”

2010 年底,在电子艺界(Electronic Arts,EA)亚洲的高层岗位上工作了五年之后,Christopher 开始反思自己过去为什么未能处理好工作、创业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也正是在当时,他接触并迷上了 co-workation 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前跨国企业高管 Chris Thompson 来到巴厘岛,用五年时间创立了一家公益教育机构和一家数字设计公司,并深度参与了共享办公空间 HUBUD 的建立。

Chris Thompson 在巴厘岛用五年时间创立了一家公益教育机构和一家数字设计公司,并深度参与了共享办公空间 HUBUD 的建立 / Photo by 光谱

co-workation 的理念,和在西方人中一直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有相似之处。“间隔年” 鼓励青年在升学或毕业之后工作之前,花上较长的时间去他乡异国旅居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去第三世界国家做慈善或教育工作;而前者则将这种旅居生活长期化、固定化,鼓励人们到风景优美、富有人文气息的国家或地区长期定居,同时通过电脑、手机和互联网远程办公。

共享工作空间 HUBUD 里,绝大多数人都在用这种方式生活和工作着。将生活与工作对半分开,使得他们的心态比成天呆在办公室四方工位里的人们放松的多。co-workation 的意义不止于将工作和休假拼装结合,融入新的环境,结识新的朋友、工作同事和生活伴侣,更是 Co-workation 的另一大好处。

 

协同工作,亦是为了当地人更好的生活

 

工作与生活的高度结合,也存在于 co-workation 人们的事业理念中。

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Alan Yu 在 2015 年来到了巴厘岛。在巴厘岛各处行走期间,他注意到因旅游和相关服务行业的过度发展,巴厘岛的年轻人难忍寂寞和贫穷,走出村落来到海滩和城市,去到宾馆、酒店和旅游服务机构工作赚钱。这件看上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情却有其痛苦的另面:这些年轻人家中留下的荒废田地,造成当地饮食物价对进口依赖度提高,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无人照顾的田地产生了水土流失,对巴厘岛的环境生态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在 HUBUD 举办的一次创业孵化活动中,Alan Yu 博士和当地有识青年 I Putu Wira Guna 成立了一家名为 Wirausaha Bali 的公益 NGO,为巴厘岛(特别是西巴厘)的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技术和文化教育。“高速发展的旅游行业和西方化(westernize)正在对巴厘岛居民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当中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教育巴厘岛的居民,保护巴厘岛的环境和文化。”

在 HUBUD 办公的西方旅居者。他们称自己为“数字牧民”(digital nomad)。/ 图 by 光谱

在 HUBUD 办公的西方旅居者。他们是程序员、设计师或创业公司创始人,但在这里他们统一称自己为“数字牧民”(digital nomad)。/ Photo by 光谱

这种理念和已经在巴厘岛度过五年时间的 Christopher 不谋而合。他告诉记者,从 EA 离职之后自己先在巴厘岛创立了一家国际学校 Green School,提供旅居当地的西方人子女,以及部分当地居民子女以国际上一流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后来,Green School 开始给更多巴厘岛当地学龄青少年提供奖学金。

不仅如此,Christopher 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巴厘岛当地以及全世界召集了一批设计师和软件开发者,成立了一家名为“马赛克传媒”(Mozaik Media)的工作室,为 Green School 的学生们开发教学用的游戏和软件。这群在当地或者远程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也成了后来巴厘岛各大共享工作空间的首批种子成员。像 HUBUD 这样的共享工作空间,接纳了越来越多创业,或参与到慈善、公益和文化项目远程工作的 co-workation 笃信者。

这种重视教育、推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当地官方对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视之间存在显然的差异。在地价不断上涨的巴厘岛,人们放弃了自己的耕地,自行搭建酒店餐馆或出售给其他地产炒家从而实现获益;另一方面,出于税收的考虑,当地政府对于水土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热衷。因此现实情况是,Wirausaha Bali 和 Green School 从某种程度上仍属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无法得到官方的政策扶持,更别提财务支持。

也正是因此,像 HUBUD 这样的共享工作空间,以及创业者、教育家和慈善家们在这里能够找到的共识者,才显得尤为重要。“社群(community)是我们的一切,” Christopher 对记者表示。在这里,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自由职业者、设计师、摄影师、画家和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行程可靠的纽带,带着相同或相近的目标工作和生活着。

在巴厘岛的共享办公空间 Kumpul 的一角,当地服装和艺术设计师共同拥有一个店铺,联合展示自己设计的文创产品 / 图 by 光谱

在巴厘岛的共享办公空间 Kumpul 的一角,当地服装和艺术设计师共同拥有一个店铺,联合展示自己设计的文创产品 / Photo by 光谱

 

当激进的 workstyle 遇上闲适的 lifestyle

 

在巴厘岛工作的印尼女生 Anggun,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自己的上班时间别人早,下班时间比别人晚的现实。

身为 Uber 巴厘岛团队的市场经理,Anggun 告诉记者自己每天早上九点都要开始自己的工作。这使得她和她的另外三位同事成了共享工作空间 Kumpul 里来得最早的入驻会员——在顶级创业公司的巴厘岛团队工作产生的冲撞感还不止于此:一天 24 小时保持手机畅通,重要邮件 10 分钟内回复,也是 Uber 在全世界各个团队的标准。

这位年轻的职业女性比她的父辈祖辈更容易适应这种生活,西化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她供职的公司和其所代表的出行方式,对于巴厘岛乃至整个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出行市场带来的冲击,远比个人层面的冲撞感大得多。

出租车司机和管理机构对我们有误解,他们认为 Uber 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事实上,就巴厘岛来说,我们招募的司机全都来自本地。

Anggun 表述了一个 Uber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重要城市市场中所遇到的问题,人口只有 400 万,每周 Uber 订单总数 1000 个左右的旅游胜地巴厘岛亦是如此。目前,Uber 在巴厘岛本地拥有 “数百名” UberX 司机,这个数字正在以每周十几个左右的速率增长。这意味着在这个人人都有摩托车(ojek),主要服务游客的很难在大街上拦到的岛上,平均每个星期每一万人中只有两个人通过 Uber 叫车——通常是来自外地的游客。

Anggun 和她的 Uber 巴厘岛四人团队 / 图 by 光谱

Anggun 和她的 Uber 巴厘岛四人团队 / Photo by 光谱

好在,乘客/司机增长乏力并不是 Anggun 团队目前最大的问题,克服法律限制和行政监管才能为 Uber 在巴厘岛的市场推广铺平道路。随着去年 Uber 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设立实体,该城市刚刚给 Uber 亮起合法化运营的绿灯。但印度尼西亚诸多大小岛屿上的各个城市仍有许多问题留给 Uber。

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Anggun 可能没法像身边其他年轻朋友一样,睡到 10 点再去上班,“我希望能够这些误解能够消除。”

参加 SYNC Bali 分享活动的嘉宾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快,Alan Yu 博士表示,自己的 NGO 做出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但西巴厘岛的文化和环境保护工作成果仍然不算乐观,很大程度上因为追求绩效的官方对公益性质努力的不认同;Georgi 和一些来自巴厘岛当地共享工作空间的工作人员都指出,当地实际上没有任何对科技和互联网创业提供帮助的行政与税收政策,这可能来自于官方对科技/互联网创业公司能带来的产值多寡存在怀疑。

Anggun、Alan Yu 博士和 Georgi 分享他们在巴厘岛工作和生活的经验 / Photo by 光谱

Anggun、Alan Yu 博士和 Georgi 分享他们在巴厘岛工作和生活的经验 / Photo by 郝影

但总的来说,不分本地还是移居此地的巴厘岛居民们都习惯以乐观轻松的心态去应对他们各自的问题。SYNC Bali 的与会者都表示,和亚洲很多国家一样,科技互联网创业对经济各层面带来的刺激作用正在印度尼西亚逐渐显现出来,相信未来印尼政府对这方面的扶持会越来越多。

在此之前,“开心就好。”面对四十多名 SYNC Bali 活动的参与者,Christopher 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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