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7 月 23 日的动车特大事故，将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的王勇平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事故发生后的铁道部发布会中，他的两条金句和几张照片在中文互联网上迅速传开，把他摆在了那次特大事故的舆论靶心，一度盖过了对事故发生真相的考据。

事故发生几个月后他被调离了发言人岗位，赴波兰履新。坊间风传他“出国躲起来了”。

“开发布会距离事故发生只有 26 小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谁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连事故现场都没来得及去……”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王勇平这样回答。这是他在事故发生四年后自己行将退休之际，首次谈及当年在发布会现场，以及事后被以新媒体为首的互联网舆论阵地排异的苦衷。

他认为，自己在回答作者尖锐的提问时丝毫没有任何的生气或是抵触的态度；而“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句话当时也有特殊语境，来自于需要先掩埋动车车头，填住泥潭，从而为后续的救援创造条件；他甚至认为，自己在发布会上多次起身、鞠躬和致歉并非源自草菅人命的虚伪，都是希望代表铁道部对社会表达深刻愧疚。

然而舆论界对一位表现差强人意的国家部委高级领导，除了无情没有别的态度。“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被视为对事故发生的听天由命和不负责任；新闻发言人习惯性的笑容在发布会上偶发出现则被误解为对数百名死伤者的不负责任；甚至在终于从近百名作者的包围圈中脱离，走下楼梯回身挥手以示礼貌的一张照片，也被当做和新闻发言人生涯告别的“分手照”。

“发言人面对媒体保持微笑是一种尊重，也是我的习惯。但这是一次有着重大伤亡的事故发布会，我的心情始终很沉痛，至于我出现了习惯性的微笑表情，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媒体以此认为我漠视逝去的生命，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

这位对传统新闻发言人业务无比熟悉的中年政客和新闻工作者，在互联网评论最汹涌的浪潮中，显得力不从心。

王勇平的备受质疑，背后是新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式微。无论是持照的新闻机构，还是具有知名度的个人，他们的新浪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已经变成了最受重视的信息源；新闻联播、新华社通稿和短则一周长则数月才能刊发的深度调查报道，不再能满足信息的受众。

新浪微博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被赋予了机会、能力和渠道，让自己质询的声音被扩大，传达到事件的最前线。网络媒体能够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将信息汇总并传播出去。新闻客户端、在线资讯网站已经成为了读者获取资讯的默认渠道，观看电视新闻节目、购买新闻报纸和杂志的人越来越少。互联网改变了太多的行业，首当其冲的就是传媒业。

“我经常反思自己……就这次事件来说，我对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情况缺乏了解，对发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预料不足，主观上太过自信。尤其是一些个性化的语言，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下表现是不合适的。”当新京报作者问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时，他这样表述。

上级领导看了发布会，提出要表扬我，但后来我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也是意想不到的。

王勇平透露，那天要走进发布会现场之前，一位熟悉的作者担心现场情绪激动产生混乱，建议王勇平不要进去并取消发布会。而一位自己的上级领导先进去看了下情况，之后出来很凝重地说，我们还是进去吧。

在进去之前，王勇平给自己的爱人打了个电话，让她们不要看这场发布会的直播。因为他担心自己 80 岁的母亲看到自己届时的处境，心里会承受不了。

事实正如他的预料。发布会结束后他被团团围住的作者攥紧双手而无法离场，被迫继续回答问题；而他在现场的故作镇定体现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则变成了草菅人命。

在完成那次发布会之后没几个月，王勇平就服从组织安排，被调离了铁道部发言人岗位，前往波兰到华沙铁路合作组织中担任中方委员。待他三年之后再回国，已经时过境迁，当年的铁道部已经在铁路改革中改组为铁路总公司。

对于后来舆论转向为他开脱，认为自己在整个事件替别人背了黑锅的说法，他也不同意：“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很充实、有意义的……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自己是悲剧人物。”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理性、客观地看待这场发布会上他的表现的人越来越多。

动车特大事故成为了一个契机。借由那次事件，数不清的新媒体、意见领袖在网络上做出的评论和其所蕴含的力量，被更多的人们看到和感受到。从那年开始，新媒体突然崛起，体量、传播速度和影响力都已不可小视。

然而以新媒体信息传播具备一个致命伤：一开始的时候速度太快，任何一个信息点，比如一个断章取义的标题，一张静态的照片，都有可能使得舆论向完全颠倒事实的方向失控发展。

对此王勇平深有体会：

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做问责的对象，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让新闻发言人出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没有感到特别的委屈。

采访对话原文及图片来源：新京报“政事儿”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