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简易”的形婚应用指南

形婚,似乎才更接近婚姻的本质——一个合同,履行彼此义务,寻求各自利益,除此无它。

采写 卧虫 编辑 霍小发

(编者注:一纸婚约,双方各自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在框架内寻求各自利益,除此之外减少不必要的交集。鲜有异性恋承认或者接受,这是他们追求的婚姻。但这却是形婚培训的独门秘籍。为的是两人有一天终将分离,彼时可以更体面,更独立,更干净利索。

形婚与生俱来带着欺骗的原罪,在这个小众市场中,不同理论派别的形婚培训师,凭的是各自对婚姻的理解。

从1993年李安的电影《喜宴》,到2015年的日剧《伪装夫妇》(偽装の夫婦),不是爱人的形婚双方却终成亲人,让形婚暖得不真实;而更多报道形婚的社会新闻则是关于欺骗毁一生,始于诉苦,止于维权。我们见到的这位形婚培训师,立志促成坦诚相见的合约伴侣。面对父母、面对社会,他们都需要婚姻的保护色,于是同舟共济,却无须心心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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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婚中的谎言,成为了其与生俱来的原罪)

郭伟的“婚后”生活已经三年,他和“太太”彼此满意又相互信任。两人每年至多有一次见面和两到三次电话,其余时间再无往来。

平时的日子里,郭伟夫妇各自与自己的同性爱人生活在一起,从不彼此相扰。郭伟觉得自己正幸运地享受着一种形婚当中的最佳状态。

看不见的爱人

“寻求形婚对象,伪装一个丁克家庭,只为了应付父母,不涉及任何其他。”郭伟在一个LGBT群体的QQ群看到这样一条“征婚”信息,一位女同志征寻适龄男同志。这种群里每天都有各种形婚邀请,这是他见过最简洁清晰的,他很是动心。

作为家中独子,他早就清楚地掂量明白了父母家人的心理——出柜绝不是一个可能选项,至少现在不是。也许并不急迫,但是他必须向家人展现出他将走进一个“正常婚姻”的趋势,除了父母,他还要面对自己年迈而日渐焦急的爷爷奶奶。

“另外就是还能帮家里赚一点份子钱,作为同性恋,这机会很难得。”郭伟说。

两人第一次见面一口气聊了四个小时,异常顺利。这也是这对“夫妇”三年中最长的一次当面交谈。四个小时“相亲”下来,双方几乎确定了彼此是合适的形婚对象。大家都是目的简单直接,而且有明确的共同底线:形婚后不做无谓的多余交流。只要没有具体需要商量解决的事情,平时不吃饭,不见面,不电话。

在这四个小时里,郭伟和他当时的“未婚妻”开始合力撰写能应对双方家庭的剧本。“因为我们都要一个纯粹的形婚,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双方家长不能见面,”郭伟说。

“我们可以说父母都过世了。”

“不大好吧……”

“那说父母都在国外?”

“你觉得咱俩像么?”

“……这样,就说父母离异!”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父母离异,”郭伟现在说起来仍觉得是一个金点子,“既符合国情,又符合民意,各自作为传统家庭,谁都不乐意多提这事,我们怎么说怎么有理。”

“郭太太”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可能”的形婚对象,为了显得关系更逼真,提出了很多要求:“过年必须跟我回家”、“我爷爷过世必须跟我回家”、“我表妹婚礼必须跟我回家”……本以为形婚可以躲过这些凡俗礼节,结果变本加厉。“不要说这是形婚,异性恋婚姻也不能这样吧?”她抱怨道。

郭伟也不认同做戏做全套,“很多人形婚还要每周见一面,吃个饭什么的。你是拉拉,我是gay,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爱人,凭什么一天到晚我们俩那么腻来腻去的。遇到具体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就是了。”

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就可以拟定剧本细则了。他们先对各自家庭真实情况做了充分沟通:家中人员结构、社会阶层、不同家庭成员中间的重要级别划分等等;接下来,明确针对这些真实的情况,双方要装扮成一个怎样的形象、对自己“父母离异”的具体情况如何解释才能让对方家人接受、如何描绘自己的工作状态等。

有一种理论认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人群天生水火不容——性别不相同,喜欢的性别也不相同。唯一能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只有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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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的《喜宴》剧照)

“越假越真,越真越惨”。

就这样,两人认识后的第一个春节,郭伟先去了女方家里。面对未来的“岳父岳母”,郭伟主动谈起自己父母离异,自幼随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同样还“无意”地几次提到爷爷奶奶要给自己在北京买房,将女方家长哄得喜笑颜开。

“其实家长在意的无非都是这些,你越主动跟她说,越显得是真的,等他问你,那你怎么解释都似乎差点意思了。”郭伟也直接说明了两个人不想要孩子,大家争论了一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又过了一年,两个人决定把婚宴办了。在郭伟的家乡,郭伟找了一家朋友开的酒店,定了十几桌酒席,两个人本着“反正都是假的,一切从简”的原则,简单的给“新娘子”买了几件衣服、一双新鞋。这让郭伟打心底里感激“妻子”:“毕竟也是一个姑娘第一次婚宴,人家特别懂事,任何额外的要求都没提。”

婚宴上,郭伟和“太太”硬着头皮、浑身较劲地完成了接吻和交杯酒这些规定动作,然后挨桌敬酒。

“新娘”身形略有肿胖,婚宴当天被紧身礼服包裹的更加明显,一位郭父的老友起身敬酒时还认真地说道:“恭喜,双喜临门。”郭伟承认,那时的自己,的确有了一丝“直男癌”式的的尴尬,“看着胖新娘的背影,作为一个gay都有点失落”。

但这却让郭伟总结出了一个形婚原则:gay挑选形婚对象,格外不建议找花瓶。那些姑娘几乎从小到大都被人宝贝惯了,别说形婚,维持健康的正常婚姻都够呛,不可能和你一致对外战斗。

婚宴前,郭伟“夫妻”俩签了一份协议,明确了“你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各自财产各自有”的核心原则。不领证,成了保护这份协议的底线。郭伟给家里的解释近乎戏谑:“弄不好我们过几年还要换人呢。”

成功的经历让郭伟总结出了自己形婚理论的第一条原则:“越假越真,越真越惨”。

“不要模仿异性婚姻!”

郭伟之前也曾大量浏览过中国LGBT形婚平台的各种信息,并混迹于一些LGBT形婚群中。大多数人的形婚诉求对他来说都近乎荒诞:九成都要门当户对、相互孝敬父母;一半以上要求共同孕育孩子;还有很多甚至要生活事业相互扶持,甚至白头偕老——几乎所有的人都按照异性恋的中国式相亲标准在寻求灵魂伴侣。

“这叫形婚么?又要忠于自己性取向,又要现实层面的便利舒适,哪来的好事什么都能占着了,”郭伟觉得这正是无分性取向的中国人,在婚恋问题上的一贯扭曲和幼稚,“不愿接受索取和牺牲的客观规律,也分不清情感和婚姻的关系。”

结婚后,郭伟把自己的经历渐渐地总结成一个理想化的案例,并衍生出了一套形婚理论。在每一次的形婚培训课上,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念叨这些原则,可几年下来,真正听进去的人仍是寥寥。

郭伟一共开讲过七堂形婚培训课,每节课每人收费十五到三十元不等——用来给合作的NGO方分摊场地费用。每次培训分为两部分:郭伟的理论讲解,和台下男同女同的相互“相亲配对”。几乎每次课上,他都能遇到台下不厌其烦的叫喊:我们花钱进来是“相亲”的!不是听你叨逼叨!

可是郭伟坚信,自己的理论正确无比,重要非常。几乎和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形婚指南”都不一样,郭伟把自己的形婚理论核心指导方针定在了“不要模仿异性恋婚姻,甚至要与其背道而驰”之上。

“中国从小没有同性恋教育,大家只能模仿身边最常见的异性恋,尤其是婚姻这个事情。但异性恋婚姻是通过各种现实要素把双方关系越弄越紧密、越弄越复杂,而这正是形婚所最恐惧的结果。”郭伟说。

他指导每个“学员”按照他的理想化模型来按部就班:构思自己的剧本、沟通彼此的需求、降低相互的无谓需求,然后统一抚育孩子、照顾父母等细节。

在郭式形婚理论的划分中:上等的形婚是婚宴解决一切问题,不领证,不要娃,不往来;中等的形婚是有相对正常的相互走动和对彼此家庭的适度帮衬;下等的形婚是生儿育女、共同生活,“四个老人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还天天柴米油盐,不出事才怪!”郭伟说。

他觉得,形婚的基础,是个体的成熟。形婚是一个关于我想要怎么样的事情,而不是我妈想要我怎么样。选择形婚的人大多比较乖,或者比较“怂”,太容易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甚至绑架。

郭伟的很多学员,都是从有形婚需求,演变成了孝道的汇报表演和一边倒地照顾原生家庭需求,用他的话说是“一脑袋扎进了死胡同。”

“他们把形婚当做了走投无路时的独木桥和救命稻草,但其实,这只是一种权宜的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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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婚主题日剧《伪装夫妇》)

彩虹不正确

郭伟的课越开越少,他觉得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被大家真正地接纳和理解过;但他却越来越见不得那些将本是权宜之计的形婚,活活地失控成一场悲剧的例子。

在他的“学员”中,曾有一位容貌姣好的女同和一位家资富硕的男同走进形婚关系,不到一年之后,双方离开了各自的爱人,真正地像“异性恋一样在一起了”。

“你真的很难去说这场形婚是成功还是失败,”郭伟说,“但对于他们各自的爱人而言,这种在异性恋故事中常见的‘为现实妥协又自以为找到真爱和所谓安全感’之事,在同性恋身上显得格外悲伤。”

培训课堂之外,更多的LGBT群体则选择了对郭伟的警惕甚至排斥。甚至有人在课堂上对着郭伟大喊“叛徒”。

有LGBT的NGO负责人认为:形婚本身是一种个人的妥协选择,无可厚非;但培训形婚确实质上成为一种鼓励和煽动,左右了很多摇摆人群的选择。

久而久之,郭伟早已经放弃了对这种“彩虹不正确”指责的反抗与挣扎。“随便说什么吧,我也的确没法解释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坦然出柜是个最好结果,但代价是什么呢?”

在他还没走出家乡的时候,郭伟亲眼见到一家邻居的孩子一腔热血地和家人出柜,孩子的爹对其拳脚相加、孩子的娘服毒自尽,而在这一切之后,整个家庭仍要受到乡邻的冷言恶语。

郭伟认为自己只是不希望这样的代价才能成就每个人的“身份忠诚”:“你脑子一热、痛快了,后面呢?”

在他身边的同性恋朋友已经有一些开始后悔和家里出柜,他们觉得如果再有一次选择,他们至少会选择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智识水平和开放程度都不如自己的父辈身上。

郭伟认为,形婚其实更多是一种中国特色。在国外很多人选择不出柜,至少可以长期对外保持单身形象。但在中国,不管同性恋异性恋,被逼婚的压力其实一样大。“我承认(形婚)这件事情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但在我们的社会里,它恐怕绝不是一种最糟糕的选择。”

在看似对LGBT群体愈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下,隐现着这样一种心态:同性恋没啥,只要不是我家孩子就行。这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同龄层选择出柜,而在原生家庭中选择拖延,甚至形婚。

在郭伟看来,真正将形婚扭曲的,是他很久之前参加过的一次“形婚相亲见面会”,中介方在游轮和奢华度假酒店安排不超过十人的,男同和女同“相亲”。郭伟记得面前的那些姑娘“一个个精致得像是电影明星,一看就不是能走进婚姻关系的人,不坚定的gay都能被掰直。”

后来又了解了一下,这几个姑娘在这活动中千年不换,中介最后推荐的是面向男同的海外代孕业务。

那一天,郭伟早早地逃出了“相亲会场”,心情低落地赶赴一个国内LGBT群体和一家外国基金会的见面活动。当这家外国基金会领导者,听了郭伟从事的形婚培训事业之后,一脸不屑地从郭伟面前一闪而过,连礼节性握手和微笑都没有一点。

那一天,郭伟觉得很受伤。“这样的婚恋国情,我也憎恶,但又能如何?你们好,又跑到同性恋的道德高地俯视我了,这和当年异性恋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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