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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弘 ；编辑 ：方奕晗

3月17日，《麦兜响当当》在内地重映。这只有着“不是低能，只是善良”性格的小猪再次提醒：每个人的过去都是麦兜，很单纯，你完全可以不活成现在的样子。

麦兜瘦了。

工作人员送来几个新电影的形象公仔，麦家碧首先接下的是怪兽。在作者的提醒下，她才拿起麦兜。“太瘦了。”这个创作麦兜卡通形象的女人用双手挤压出一张胖扁的脸，“麦兜应该是这样的。”

2016年9月7日，麦家碧从香港来到北京，为电影《麦兜·饭宝奇兵》做宣传。“我是被逼的，总有一个人性格比较软弱，所以就是我了，而且我没他那么多工作。”

“他”是创作麦兜故事的谢立文，也是麦家碧的丈夫。这一次，谢立文想尝试点新东西，做一个类型片，就像好莱坞近几年风头正盛的超级英雄电影。于是在新电影里，麦兜的使命是打怪兽，拯救地球。

▵ 麦家碧与麦兜

“本来就没有规定他（麦兜）必须是怎样的，只是我看到不同的、想到不同的东西之后，尝试一些新的展示而已。也不算变化，是主题不同，就像人每天会穿不同的衣服，人本身是没变的，对不对？”近几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谢立文在邮件中回复《博客天下》。

麦家碧觉得，这次的麦兜没有以往亲切。麦家碧早年接受采访时曾说，麦兜诞生时，设定的形象是“蠢、憨居居、心慌慌”，是一个不聪明、不醒目、四处受欺负的角色。同时，他又有着“不是低能，只是善良”的性格。

麦兜21岁了。这21年里，谢立文和麦家碧不间断地出版漫画，平均每三年就推出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是第七部了（内地上映的第四部）。2000年以来，金马奖只颁发过4次最佳动画长片奖，其中3次颁给了麦兜。（注：以上时间节点为2016年）

麦兜被赋予作品之外的含义，这只小粉猪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被视为城市文化符号和新世纪香港精神的载体。

谢立文和麦家碧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更实际的事上——如何继续讲述这个成人童话，如何找到投资者，如何发现新的读者和观众。“我们想得很单纯，作为创作者，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麦兜。”麦家碧说。

作家冯唐看过麦兜漫画后，写了篇《小猪大道》。文章写道：麦兜不仅是一只猪，而且是一只生活在低处的猪，一只饱含简单而低级趣味的猪，一只得大道的猪。自称为“麦兜粉”的编剧史航这样评价电影《麦兜·饭宝奇兵》：麦兜依然是麦兜，这可以保持旧有观众；面对大市场的挑战，为了赢得新观众，麦兜打起了怪兽。但不是那种声光发电的打斗，就是一些毛绒玩具之间的搏斗而已。

麦家碧觉得，麦兜和其他“超级英雄”是不同的，因为他没有打败怪兽。麦兜制造了机器人大饭宝，对付怪兽的方式是喂饭、挠痒。“这种在意对方饿不饿、痒不痒的幼稚的关心，是麦兜系列电影最深刻的主题。”史航告诉《博客天下》。

草根范儿

▵春田花花幼儿园的故事，简单但温暖

麦兜不是最早进入春田花花幼儿园的学生，最早的主角是麦唛。麦兜是以麦唛亲戚的身份出场的。

麦唛是一只生活无忧的幸福小猪，成长于富裕家庭，中英文基础好，能画一手好画，是个典型的香港“醒目仔”（Smart Boy，精明的意思）。在某一集故事中，麦唛得意地邀请朋友去酒楼、车仔面档和高级西餐厅吃饭，并在付账时掏出金卡大喊“埋单”。

香港文化研究者严飞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说，麦唛投射出当时香港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份自觉——中英文俱通，懂多门技术，灵活多变，对香港身份充满乐观和自豪。

转变从1995年开始，麦兜首次以麦唛表兄的身份出场。他出身单亲家庭，不英俊（右眼有一块圆形胎记）、不富裕（住屋村）也不聪明。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时，香港成为重灾区。许多港人像麦兜电影里说的那样，“一夜变成负资产”，成为像麦兜和麦太那样的草根。

谢立文将创作重心转移到草根阶层。除了麦兜之外，他还与漫画师梁智添合作，推出漫画《屎捞人》，主角是一坨屎的卡通形象，象征普遍的、地位低下的人。谢立文还为一首歌填了词，音乐人刘以达在这首名叫《屎我系一督屎》的歌中唱道：“屎我系一督屎，命比蚁便宜，你坐Benz我挖鼻屎，自知死也再难移。”后来，这首歌作为插曲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中，广为传唱。

▵麦兜在屎捞人的世界探险

“这就是生活嘛，最简单的生活故事，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也许没有那么纯粹，但都是很直接的反映。”谢立文说。

香港作家廖伟棠觉得，回归后的香港人有两种心态：一是移民心态；二是留在本土，让这里变得更好。“麦兜属于后者，他对留下来的人有一种鼓励作用，很符合香港精神：同舟共济。”廖伟棠告诉《博客天下》。

麦兜的出现获得诸多香港读者的喜爱，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麦唛。廖伟棠当时在书店工作，他回忆说，1997年到1999年，麦兜漫画都是香港童书销量冠军，“几乎每天我们都要补货，一有新书，一下子就卖光了。那时候还在《黄巴士》杂志连载，那个杂志也是最畅销的儿童杂志。”为了适应读者，谢立文和麦家碧将麦兜升级为主角，麦唛渐渐成配角，直到现在。

“是单纯从创作的角度考虑的。”麦家碧说，那个时候需要添加新人物，要在性格上有所差异，就设置了麦兜的角色。

麦兜的草根范儿正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他生活在香港贫民区，爱吃贪睡，抖腿挖鼻屎。廖伟棠说：“麦兜是不完美的，创作心理学上，不完美的角色更容易讨人喜欢。还有读者的认同感，不完美的角色才会跟自己更接近。”

史航曾在中央戏剧学院教编剧课，看过《麦兜故事》后，他讲了一节课，名为《我们的麦兜相》，鼓励学生说出自己最笨的一面。最后，班级票选出一个最像麦兜的人。“这个女生爱玩摇滚，是个鼓手，晚上翻墙出去玩音乐，回来就在课堂上睡觉。她很开心，写东西很有灵气，骨子里的善良和单纯跟麦兜很像。”

作为创作者，谢立文和麦家碧惊讶于麦兜的生命力。谢立文说：“写麦唛和写麦兜用的是不同方法。”写麦唛是先有故事，再找演员（演员就是麦唛），而麦兜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那些故事。“一旦麦兜进入我的世界，我就会用他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的问题，或者我想象出来的问题。麦兜就是一个生命。比如我见到一瓶水，就想如果是麦兜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瓶气泡水，‘砰’的一声打开时，他会怎么想呢？”

香港精神

2001年，麦兜系列第一部动画电影《麦兜故事》上映，在香港的票房超过同期上映的《千与千寻》，并且在海内外获奖。3年后，《麦兜·菠萝油王子》上映，这部被誉为香港本土意识最浓的电影，讲述了麦炳（麦兜的父亲）寻找失去的光辉王国的故事。

2006年，贺岁片《春田花花同学会》上映。这是一部真人与动画结合的全明星电影，谢霆锋只在电影里上了个厕所，就没再出现过。“事情过去就可以告诉你们了，其实是当时我们拿捏不了。谢立文第一次当导演，跟真人合作，他在现场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麦家碧坦言。

在这部贺岁喜剧里，随处可见无厘头的情节设置：郑中基在音乐会现场吃面条，劫匪和人质一同沉醉在罗仔记的饭菜里。“可以说致敬，因为我们很喜欢周星驰，很多无厘头。这是香港特色，我们是看这个长大的。”麦家碧回忆。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电视剧《狮子山下》风靡香港。这部播出跨度长达21年的单元剧，讲述了经济急速增长及政治气氛改变的社会背景下，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有人说，麦兜是新世纪的《狮子山下》，新世纪的香港精神。

▵麦兜逐渐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

廖伟棠认为：“麦兜肯定受了《狮子山下》的影响，但也在反思‘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说的是努力奋斗就有好结果，但后来经历了金融风暴，大家开始反思要客观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就有了麦兜精神，就是接受不如意的地方，要忠于自己，做自己，这也是目前香港人的心态。”

廖伟棠把早期的麦兜电影视为最具香港精神的电影。“无论中年、老年，大家都生机勃勃，这是香港气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廖伟棠觉得，麦兜很好地诠释了“少年心气”，这是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香港人在小处是实用主义，在大处是理想主义。”

麦兜逐渐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他被香港旅游局选中，成为旅游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龙、梅艳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铜像，立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星光大道上；他出现在图书馆、电梯、广场等公共场所的提示牌上，也出现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传片里。

“我从来不关心这个，我也答不上来什么香港精神。香港是国际化都市，价值观也很国际化。我们不是艺术家，只是创作者。”在媒体面前，麦家碧和谢立文几乎没有解释过麦兜跟香港精神之间的神秘勾连。

内向的文艺创作者

麦家碧毕业后，在香港艺术中心做平面设计师，需要经纪人，也需要给漫画写故事。她找到谢立文，两人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史航形容这对夫妇为“两个内向的文艺创作者”：“他们每次推出的电影，都带我们回到更简单、更纯真、更有眼光的世界，像阳光下晒的白衬衫，干净，有温度。”

接触过麦家碧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内向。她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声音细小，身体瘦弱，体重只有86斤。她从小生活在铜锣湾，去过的地方只有维多利亚公园和大王百货；长大后，活动范围依旧是围着住处转。她不会开车，不会打字，连麦兜生活的大角咀都没去过，甚至没有亲眼见过猪。她觉得自己像个活在香港的老外。

麦家碧不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画麦兜的，她不关心电影票房和漫画书销量，也不知道谢立文创作故事的意图——她的生活简单到只有工作、看医生、做瑜伽。她喜欢看医生，而且不看西医（麦兜电影里经常出现不称职的西医），医生说她没病，就是笨，心理影响身体，所以长不大。

谈到丈夫，她说：“我说他单纯，也许他觉得自己复杂。你首先要了解我这个人，我觉得天下所有男人都好蠢。我有点大女人主义，经常跟女友说：‘你老公这样对你，因为他蠢嘛。’谢立文也是一个蠢男人。”

谢立文曾经在采访中这样描摹自己：不出街（看离岛的流浪猫狗除外）、不社交（不跟人吃饭应酬）、不唱K（一次都没有）、不看小说（每年一两本，村上春树只看过《挪威的森林》）、不去电影院（连自己的电影也不看）、不旅行（九龙都少去），至今维持不超过5个人的朋友圈，其中还包括妻子麦家碧。

谢立文经常提起的导演有费里尼、王家卫、刘镇伟，“《八部半》是我看了很多次的电影，有空就看。这部影片基本上也是傻的，但那时候年轻，看很多遍也行。”

梁智添说谢立文是怪人，比较寡言，“天一亮就起床，习惯在早晨想事情，其他时间他都在游泳、弹吉他、喝红酒。”廖伟棠觉得，谢立文本质上是个诗人，因为他写了很多诗句穿插在电影故事里，“他的风格是余光中一派的。他很入世，对人情世故有深刻体察，不是风花雪月。他们挺冷静的，在成名后没有张扬，很实在地做麦兜。”

麦家碧在一次采访中说：“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创作是件很卑微的事。”谢立文5次向《博客天下》提到“没什么特别的”，并反复强调：“麦兜就是麦兜，是生活在香港小渔村里的小朋友，他很单纯，很蠢，很呆，很天真。生活总是有些不同，但他一直保持这个样子来面对世界。”

北上

2009年，沉寂3年后，谢立文和麦家碧带着《麦兜响当当》进入内地。彼时中国动画电影市场方兴未艾，《喜羊羊与灰太狼》推出第一部动画电影，票房破亿，大获成功。片方看好麦兜在内地的市场前景，邀请宋丹丹、黄渤、邵夷贝为国语版配音。

在这个故事里，麦太带着麦兜到武当山学武功，故事背景转移到内地。在廖伟棠看来，这是谢立文作为香港人的自嘲。

严飞也持同样的看法。根据香港规划署2006年的调查，到内地定居的香港人平均每两年就增长50%。2001年在内地居住的港人有4.1万，2003年超过6万，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9.1万。港人北上成为潮流。

电影开头出现的“麦子，名兜，字仲肥”，被很多研究者视为借助孔子缩短陆港差距，追寻文化上的融合。

▵《麦兜响当当》中穿着道服的麦兜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分析麦兜能够在内地获得共鸣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李嘉诚。同样要生活，同样要生存，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空间，寻找生活轨迹，这就是麦兜给我们的参照。以这一集的麦兜来看，它最后失败了，高高兴兴地回去，这就是一种态度。

进入内地后，麦兜电影在香港的上映时间往往晚于内地，有时甚至滞后一个月。这引发了香港人的少许不满。有影评人批评谢立文，拿香港情怀到内地赚市场。谈及这个话题，麦家碧平静地回应：“麦兜也去了法国、日本，影评人没说这个啊。”

不可否认的是，《麦兜响当当》最终在内地收获7500万票房，在香港只有337万。谢立文觉得，麦兜的香港元素“没有加强也没有淡化”，“市场的反应是正常的，这跟整个环境相吻合。麦兜这个小朋友还是呆呆的、蠢蠢的，没有变。如果要说变化，有变化的一定不是麦兜。”

廖伟棠不认为北上只为赚市场，麦兜还在推广城市文化和精神。“我认识的内地朋友，只要是看过麦兜的，对香港都有好感。麦兜体现了一种精神，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底层的人、平民百姓都在努力生活。”

新电影《麦兜·饭宝奇兵》里有一些外太空的画面，麦家碧觉得自己画得不够好。她向漫画师黄炳求助，对方欣然应允。在麦家碧看来，这得益于麦兜的人缘，“跟麦兜有相同理念的人比较多。”

有人把麦兜当成鸡汤。这次电影推广中，宣传曲的名字就叫《心灵猪汤——童真》。这是宣传方制作的，麦家碧只听过一次。“如果你有伤，就会觉得麦兜疗伤，如果没有，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不想给麦兜加标签，也不喜欢看鸡汤的书。人有多不快乐，才会找一本这样的书来看呢？不是应该自己坚强才能感受到快乐吗？”

谢立文说：“我的麦兜有个任务，就是不断提醒大家，每个人的过去都是麦兜，都很单纯，你完全可以不活成现在的样子。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说穿这个创作意图，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太清楚。我不想评价别人，只是希望有些人在变得越来越麻木的时候，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

有一次，作者问谢立文，用什么办法可以保持童真？他回答：“多独处，少交朋友，多看月亮，少吃麻辣火锅。”

叨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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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来：

心情不好的时候，那就上厕所。上完之后，面部狰狞地对着马桶说：“你给我吃屎吧你！”然后猛冲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