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一点儿也不想通过乔任梁的死来了解抑郁症

抑郁症可能是当下中国社会最需要被科普和理解的精神疾病。

它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境障碍,与遗传基因、个人性格、成长环境和突发变故等各类因素有关,治疗方法也比器质性疾病更特殊。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有持续的心情低落,失眠或嗜睡,无理由的、过度的自卑和低自我评价,严重者还会因失去生活动力而自杀。现代医学的共识是,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抑郁症患者脑内的几种神经递质与正常人有着显著差异,需要通过药物来调节这些神经递质的浓度。总之,它与抑郁情绪和心情不好是两码事。

在我们 80、90 后这一代的记忆里,抑郁症曾因为两件事一度成为社会话题:2000 到 2001 年前后,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被曝光因工作压力患上重度抑郁症,被迫淡出荧屏,直到 2006 年才恢复;2003 年 4 月 1 日,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身亡,遗书和亲友证实,他在生前饱受抑郁症折磨。那个年代,信息的流动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快速和自由,如果不是张国荣的死以及崔永元在其自传畅销书《不过如此》中的主动披露,很少有人因为这两件事对抑郁症产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直到今年年初被诊断为中、重度抑郁症时,我才恍然大悟地将自己最近几年精神和身体上的低落、自卑和嗜睡状态与抑郁症联系起来。此后,我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服用 2、3 种药物,那种心理和身体上的难过、家人照顾我的辛苦不为外人所知。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未向人主动坦白或解释过自己的病情。一来因为病中的我失去了与外界交流和表达的欲望,二来这毕竟不是肠胃发炎这类普通人容易体验到的器质性病变,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也就很难产生共情。

但过去的几天里,抑郁症这事儿以我意料之外的速度火了起来。9 月 16 日晚上,微博上有消息称,明星乔任梁突然去世。这时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即刻”APP 的微博热门话题推送,内容是“乔任梁因 SM 过度于上海一别墅中死亡”。当晚,微博的服务器甚至因为这个话题而一度宕机,热门程度堪比不久前王宝强离婚声明事件。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乔任梁,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而且我承认,之所以会关心这个话题,完全是被“SM 过度而死”这种让人浮想联翩的描述所吸引的。不过,这个说法后来被网友、媒体和经纪公司辟谣,称乔任梁的死因是“因抑郁症而自杀”。

与张国荣和崔永元的时代不同的是,微博和微信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中,它可以让突发事件在一瞬间传递到每个人的智能手机上,完成指数级的扩散。在一些另有所图的事件营销机构、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和急于抢新闻的媒体机构共同作用下,乔任梁事件的信息也迅速更替,从“SM 过度致死”,到抑郁症自杀,再到部分网民群情激愤地辱骂乔的生前好友赵丽颖没有发微博表示哀悼,这一切的发生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接着,曾有过相同遭遇的崔永元在微博上连续发文向网民解释抑郁症,我的朋友圈里也充斥着各类抑郁症的科普文章。

可作为一名仍在服用药物的抑郁症患者,我丝毫没有因为大家开始了解、讨论和感慨这件事而获得任何欣慰。

一场悲剧被卷入了社交网络这一台机器,被搅碎、分类,然后被不同人群消化和传递,每一部分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也都有意无意地消费了它,但没人应该为消费这场悲剧负责。

这是“乌合之众”的错吗?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而对一件事情产生好奇,这是人性。这是微博和微信的错吗?它们只是供人传递信息的平台,也许会在谣言或是有害信息传播的时候出手干预,但它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挡任何人去普及关于“抑郁症”的知识。这是媒体机构的错吗?热点新闻一旦出现,媒体的职责就是第一时间传达给大众,况且这件事不涉及《秃鹫与小孩》之类的新闻伦理问题——看起来也没什么错。

也许有错的是那些在背后推波助澜的营销机构和传播不靠谱消息的网民们。但问题是,谁知道是哪些机构在幕后操作,又是哪些网民在传谣?这其中甚至可能就有你和我——谁还没有点儿八卦的欲望啊?

让我真正感到难过的是,我们又一次通过一场悲剧完成了一次全民科普,这次的悲剧主角是乔任梁,而科普的名词是“抑郁症”。把那些复杂的论述包装成精炼的观点传播给大众,这是传媒界最聪明的人都在干的事,社交网络更是放大了它的效果。在这次事件中,微博大 V、公众号和各种媒体自媒体们传达的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是一种病,需要靠药物治疗。有人及时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总归是件好事对吧。

可你不觉得这事儿挺操蛋的么。作为一种高发的精神疾病,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抑郁症已经被社会广泛了解,人们能够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也有很多心理诊所可供选择。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可为什么大众还要靠一次抑郁症患者(还是明星)的自杀才能集中地了解到相关知识、产生对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的关心?

大众对于抑郁症这件事的认知有限,而国内医院对于这类“看起来不那么严重”的精神疾病投入的资源也太少。以我个人的就诊经历为例:每次我去北京安定医院看病,候诊大厅里总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其中的大部分是操着外地口音、穿着不那么光鲜的患者,很多人都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看病,他们的家乡根本没有治疗心理疾病的条件。首都北京知名的精神类专科医院只有安定医院、北大六院、回龙观医院等有限几所,其他省市的情况可想而知。相反,大大小小的公立、私立医院中男科、口腔甚至整形等科室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抑郁症问题,却被自上而下地忽略了。

而在知乎上,“抑郁症”话题下有一些讨论。它们集中于一些抑郁症的病理、如何与抑郁症病人相处、与抑郁症患者谈恋爱是什么感受等基础话题,而优秀认真的回答也往往只来自那些自己或是身边有抑郁症患者的知乎网友。知乎上尚且如此,大众主动关心、了解这件事的又能有多少?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今年早些时候的魏则西事件,它同样是用一条生命,换来了大众对百度虚假医疗广告的讨论和警惕。魏则西的死,比此前任何一次百度医疗广告问题的新闻讨论得更广泛,发酵的时间更长,也真正迫使百度作出了改变。但这件事难道不也很荒谬吗?一件本该被大众知道的事,却需要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来警醒大众,这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而且据我所知,被百度医疗广告误导的绝不止魏则西一人,百度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是,宁可高价低调赔偿受害者,也不断掉医疗广告,因为这样做的性价比更高。

类似的事件还有著名的孙志刚案。2003 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收容所死亡,在媒体的曝光和追责下,这次事件最终推动了中国收容制度的废止。同样,雾霾问题引发全民关注和讨论,也“多亏了”柴静《苍穹之下》的演讲。

正是如此,当社交网络上那些“不理性”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只能批评,不想他们被抹杀。群体无意识造成的结果有好有坏,那些针对事件甚至个人谩骂的人群,和那些对另一些事件刨根问底地追责的人群,很可能是同一群人。社交网络给了人们讨论时事的空间,也着实地推动了一些改变的发生。

但我们本该可以用代价更小的方式来了解这些信息不是么?我们本该在大学教育和职场交往中就对抑郁症有所了解,却被淹没在了就业和生存的压力当中;我们本该用来获得信息的搜素引擎,却因商业利益被人为地设置了障碍;一些本该发生的社会进步,却不得不被严重的事件和媒体的曝光推动着进行;一些本该早得到重视的社会问题,却只有靠一场演讲才能收获关注,好像在此之前北京冬天的雾霾都不存在似的。

我觉得,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承担唤起人们意识、推动社会改变任务的,不应该是这些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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