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打假”伤害了谁?

3 月 7 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用个人微博账号给“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的议案。马云觉得,过去几年“严刑峻法”治理“酒驾”卓有成效,现在希望“打假”也能治以重典。

电商平台历来与“假货”问题纠缠不断:京东被一些人戏称为“二手东”;聚美优品的股价直接与假货新闻的数量成反比;而阿里巴巴作为中国电商头号选手,自淘宝诞生来,包括后来的天猫,就像受到“假货”诅咒一样,阴影挥之不去。

对消费者来说,尤其对非“互联网原住民”的中老年人来说,“网络上都是假的”的观念根深蒂固,除非亲自体验一次愉快的网购经历,否则根本不会相信互联网;而且只要买到一次假货,便从此放弃网购这种交易形式。

但这次马云直接致信“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方式(他本人并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直接提出解决“假货”问题,还是释放了一些更重要的信号:

这次对阿里巴巴“假货”的指摘,扣上了“扼杀实体经济”的帽子。实体经济是当下中国经济复苏、缓解就业压力和减少资产泡沫的关键因素,也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扼杀实体经济”的锅,阿里巴巴背不起,只能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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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云必须以公开信的形式,对前几天广东省人大代表、马可波罗陶瓷公司董事长黄建平的炮轰做出回应。黄建平认为,要振兴实体经济就必须重点关注网络假货问题,网络售假正在导致劣质驱逐良币的市场现象。

在黄建平发表这番观点的第二天,阿里巴巴就以淘宝网的名义做了回应《淘宝网与广东人大代表商榷:我们是“百分之一百的实体经济”》,可见阿里巴巴早有准备。

此前,阿里巴巴的“假货”问题已再度成为它的国际麻烦。2016 年 10 月,美国服装和鞋履协会(AAFA)呼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重新将阿里巴巴及该公司旗下的淘宝等平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阿里巴巴股价应声下跌,随后,阿里巴巴还“逐条回击”AAFA,“用事实驳斥莫名指责”,强调阿里巴巴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侵权行为的努力和成果。但两个月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当时,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当选美国总统,但还未正式上任。不到一个月后,特朗普在纽约会见马云,无法得知双方达成了什么具体共识,但马云号称阿里巴巴能为美国带来 100 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在纽约会见马云。

2017 年 1 月,特朗普总统在纽约会见马云。

2012 年 1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曾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曾公开表示了高度关注与强烈不满。受此影响,2012 年 12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淘宝网从“恶名市场”名单移除。阿里巴巴的假货问题曾在国际场合得到过中国官方的力挺,但当一位人大代表在政治氛围浓厚的场合,对阿里巴巴的假货问题和其对实体经济的伤害猛烈炮轰的时候,阿里巴巴无法视而不见。

就两会前夕,阿里巴巴在内部召开 “2017 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宣称: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 4495 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 33 例,比例不足 1%。这个会议为阿里的新一轮打假奠定了基调,“像抓酒驾一样治理假货”也在这个会上被第一次提出来。

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马云本人,在“假货”的民间话题上,都敏锐地嗅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味道。

马云在那条微博中写道:“我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设想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醉驾入刑’到今天五年多,酒驾醉驾引起的事故大幅减少,大家开始形成拒绝酒驾醉驾的自觉,‘醉驾入刑’推动了多大的司法的进步和社会进步!”

马云所说五年前的“醉驾入刑”,指的是 2011 年 5 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条目,醉驾、飙车一律入刑定为犯罪,并提高了拘役和罚金的额度。而阿里巴巴所在的杭州是中国道路交通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很可能没有之一。杭州的车,无论私家车或者公共汽车,“车让人”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因为在杭州,对酒驾和醉驾的处罚早在 2011 年之前就加大了执行。这种变革源于一次著名的演变为公共舆论事件的交通事故,即 2009 年 5 月的杭州胡斌飙车撞人致死案,该事件因为“富二代飙车”等因素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引起舆论沸腾。最后,胡斌以交通肇事罪获有期徒刑 3 年。

这座马云的家乡城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了道路交通文明程度。那么,马云以“醉驾入刑”推导出“造假入刑”,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造假入刑”在现实的操作层面,远不像“醉驾入刑”那么容易获得社会共识,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

假货是任何电商平台最敏感的痛点,但很多假货的质量不仅不差,反之还很好。据说莆田鞋厂能把假的耐克鞋做得比真耐克鞋质量还好,这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因为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工业水平在不断进步。消费者分辨力的提高,也迫使假货生产商必须不断加大在制假技术上的投入,甚至出现了“假货比真货还好”的极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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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造”一度兴盛的东南沿海,很多服装、家电和轻工业工厂,一边给大品牌贴牌制造正品,一边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制造质量相等的假货。如果只靠品牌商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不同工厂里的订单,这些工厂就无法扩大生产规模,甚至难以养活工人。他们为品牌商提供的“正品”利润微薄,而另一些质量相同,未经品牌授权,但贴上了该品牌商标的“假货”,因为渠道环节少,反而利润丰厚,能养活整个工厂。早在淘宝出现之前,这些工厂就会派出业务员到全国各地(尤其是三线城市以下)的商场推销这些“假货”产品,而当淘宝出现,电商就成了一个成本非常低、效果非常好的“假货”销售渠道。

而监管者对这些贴牌工厂的“假货”问题也通常做假寐状,现实不允许“一刀切”地关停所有制造或曾经制造“假货”的工厂,毕竟这些工厂跟品牌商一样,贡献着数量不菲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劳动力成本增高、“中国制造”的全球魅力值下降、大量工厂倒下或关闭的今天。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品牌商或者品牌商授权的“正品”制造工厂,经常带人到处查制造假货的工厂,他们虽然没有执法权力,但只要取到证据,就诉诸司法渠道,或者达成和解以弥补损失。而制造假货的工厂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引发资金链断裂和破产。

如果不打假,知名品牌和正品制造工厂的利益受损,伤害“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而倘若打假,另一些工厂的经营则难以为继,同样造成失业和税收减少的问题。税赋和物流成本高、品牌价值低、内销乏力受制于出口和市场增长到了瓶颈期等因素,都让打假变得更难。

难道“中国制造”不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打假击垮了的那部分制造业,对“实体经济”是损害还是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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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里巴巴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作为中国科技公司的国际化的代表,一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巨型公司,假货给它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流量价值,它才必须付出巨大的资源和代价去解决。除了自建团队,用数据的力量直接治理外,持续呼吁监管者启用“严刑峻法”对待假货生产者。阿里巴巴深知,只有当中国的监管者想认真严肃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有机会得到解决,已经上岸的电商平台才能从中受益。

但阿里打假真的跟“实体经济”的振兴有什么关系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实体经济”对那些呼吁打假的传统企业来说,其实也就是个幌子。这次“两会”上,向阿里巴巴开炮的广东人大代表黄建平,以及其他一些传统零售业的代表控诉淘宝代表的“虚拟经济”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背后不是虚拟经济真的影响了实体经济,而是新的零售渠道冲击了品牌商掌握的旧零售渠道。

不久前,阿里巴巴提出了“新零售”的概念,受到了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等传统行业大佬的非议。宗庆后说马云“胡说八道”,其实说到底还是宗庆后们对马云代表的“新渠道”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深感不安和不满——因为淘宝和天猫们掐住了销售流量的出口。

过去,宗庆后带领的娃哈哈这样的强势品牌,还能跟旧的零售商勉强维持利益的平衡,但电子商务和品牌化经营的网店打破了这个局面,电商平台的话语权明显提高了,利益分配的天平倾斜了。所以,无论阿里巴巴怎么做线下的零售渠道,怎么宣称振兴“实体经济”,传统的品牌商都是不高兴的。不久前,阿里巴巴与中国最大的零售集团百联达成了战略合作,新渠道与旧渠道妥协了,再加上之前京东与永辉超市和沃尔玛等战略合作,“老牌企业”的位置更被动。

浙商座谈年会,在浙江省长车俊撮合下,马云和宗庆后隔空喊话后首次握手。

浙商座谈年会,在浙江省长车俊撮合下,马云和宗庆后“虚实经济”隔空喊话后首次握手。

这就是这一轮“虚实之争”的本质。所以不是阿里巴巴伤害实体经济,而是阿里巴巴搞的“实体经济”,不是宗庆后和黄建平这些传统企业家希望看到的“实体经济”,那我就干脆说你那不是实体经济,是在破坏实体经济。其实真正的虚拟经济是什么?是金融业嘛。

淘宝在 3 月 5 日对黄建平代表的声明中强调,淘宝代表的是实体经济中的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同样重要,流通能带动生产。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电商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说到底都是在做交易渠道。所以不管是“打假”难题,还是“虚实经济”之争,都是新经济和旧经济的冲突。

至于精明如马云,他既然给资本市场讲用新技术打假的故事,就得给“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讲“新零售”和“实体经济”的故事。给美国人讲“技术打假”的故事是为了维持股价,给“两会”代表和委员讲“司法打假”和“实体经济”是确保政治安全,顺便回击一下那些传统商人的攻击和指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至于“打假”对税收、制造业和就业的影响,现在就先顾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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