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40万亚洲女性被迫成为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其中至少20万是中国人。

1941年，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性侵，此后被抓进慰安所两年，受尽凌辱。

2001年，她和7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一起起诉了日本政府。经过10年的漫长诉讼，日本政府最终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判处她们败诉。

“上次官司打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公道。”黄有良老人80岁时曾在东京的法庭上这样说道。

上周六，90岁的黄有良老人也去世了。

至此，8位对日诉讼的“慰安妇”幸存受害者原告全都去世了，而日本政府依然拒绝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

如果没有人记得他们活过，没有人记得她们曾经受的苦难，那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消失了。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用纪录片追赶时间

黄有良老人最后留在公众视野里的影像，是8月14日在国内上映的“慰安妇”幸存者纪录片《二十二》。

对于这部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郭柯的定位是：“这不是一部贩卖磨难和眼泪的电影，只是希望大家能给这些老人最后一次深情的凝视。”

1931到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性奴。这些被日军称为“慰安妇”的受害者至今没有得到一句来自日本政府的道歉，数量却在不断减少。

到2012年，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有32位。那年，导演郭柯曾将“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的故事排成了纪录短片，并取名为《三十二》。

2014年，“慰安妇”幸存者数量下降到了22位。郭柯团队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将纪录长片的名称定为了《二十二》，并抓紧一切时间为在世的老人们留下影像。

2014年2月6日，山西受害者张改香下葬，纪录片《二十二》从这场葬礼开始了拍摄。同月，受害者陈林桃老人去世。

两位老人茫茫大雪中葬礼的镜头被用在了《二十二》的结尾。

郭柯说：“她们的离开给了我某种启示，当时我正要开始拍摄《二十二》她们就走了，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

《三十二》中记录的主角韦绍兰，在日军入侵广西时和襁褓里的女儿一起被抓进了日军炮楼。几个月后韦绍兰逃离了军营，却不幸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

影片中的韦绍兰老人对当年日军的暴行提及甚少。她佝偻着身体，蜗居在黑暗的小房子里，依靠微薄的低保度日。

她说，要买白菜，白菜是所有菜里最便宜的，一次买五块钱，可以吃很久。

可是她又说，有钱用就多用点，没钱用就少用点。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

影片中没有过多渲染悲痛的历史，没有让老人们流着泪回忆当年的伤痛，而是用平静记录老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在记录历史的同时，把伤害降到最低。

曾经两度被抓到日军军营里的李爱连老人，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喂流浪猫。

到了饭点，整个村子的流浪猫都会聚集到李爱连老人家里。李爱连有时会和儿媳讨论哪只猫的腰粗了、要生了，有时则会自言自语一样地和猫说话：“你怎么自己来了？你的孩子呢？”

但面对镜头，她还是不太愿意回忆被日军侮辱的那段经历：“我17岁之后就没跟人提起这件事了。”

时间会抚慰受害者的伤痛，让她们逐渐回归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遗忘。导演郭柯说，“如果你看过这部片子以后，觉得这些老人可爱的话，可以百度‘慰安妇’是什么。我只是告诉你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她们的晚年是什么生活。”

韩国人朴车顺在幼年逃难时，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的慰安所，在里面度过了四年。如今老人已经不太能看懂韩文，她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叫毛银梅，随毛主席姓毛。面对镜头，她说自己对那时的经历“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最后抹着眼泪说“不说了不说了，说起来难受”。

郭柯没有要求老人们必须回忆和讲述那段令她们痛苦的历史，也没有过分设置悬念和抒情，甚至没有片尾曲之外的配乐。

他知道很多人想在影片里看到那场战争的残酷，想看到老人们的痛苦、纠结和泪水，但他想做一个平静的记录者。在《二十二》拍摄到李爱连老人哭泣时，郭柯选择了关上机器安慰她。

《三十二》拍摄时尝试过使用摄像机轨道，但郭柯发现，那样会让老人的讲述变得不自然。于是之后的《二十二》，整部影片都是用一部摄像机、一个监视器和一个收音杆完成的。

如此拍摄得出的效果并没有让人失望，正如影片在华盛顿华语电影节放映后获得的观众评价：

“片子非常朴素，不加渲染甚至可以说波澜不惊，让观众连流泪都是安静的。但所有力量又隐藏在这种波澜不惊中，因为事实才是最有力的东西。这部片子的处理方式正是我们面对伤痛历史时该持有的态度——不终日怨恨，但没有一刻忘记。”

三万人共同完成的心愿

情节之外，让我动容落泪的是《二十二》影片结尾的6000多个人名。他们都是为了这部影片顺利上映参与众筹的网友。

《二十二》得以顺利上映，是三万多人共同努力完成的心愿，是三万多人在关注和关心幸存老人们的生活。参与众筹的共有32099位网友，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了匿名资助影片，没有向剧组发邮件告知自己的姓名。

纪录短片《三十二》制作成本30多万，是郭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的投资。这部影片获得了凤凰卫视的最佳纪录短片奖，却没有帮助郭柯为纪录长片《二十二》找到新的投资。

前期走访已经花去不少积蓄，拍摄的投资还没有找到。面对不断去世的受害老人，郭柯决定卖了父母在老家的房子启动《二十二》的拍摄。

演员张歆艺在郭柯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他的困境：“2014年5月，我一定会让《二十二》按我要求的配置组建好并准时开机，没有任何人和事能阻止我！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

她决定借给这个见面不超过三次、只在之前的剧组有过简单合作的年轻导演一百万。

张歆艺觉得，郭柯在做“一件很对的事”：“如果没有他，没有这部《二十二》，可能很多人就不会知道，战争给妇女和孩子带来那么大的伤害和创伤。”

买房的人都要求分期付款，钱款到账时间并不能满足影片的拍摄进度。郭柯带着两位老人的葬礼视频和前期走访二十二位老人的资料，到怀柔找到了正在拍戏的张歆艺。之后，他用张歆艺的一百万和金天地影视文化公司投资的一百万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和后期制作。

郭柯带着完成的《二十二》参与了国内外许多电影节，在华盛顿华语电影节、釜山电影节、莫斯科电影节都有展映和提名，但都没有获奖。没有奖金的支持，缺少发行资金的《二十二》只能在电影节和部分院线点映。

此时的郭柯了解到，韩国根据慰安妇受害者证词改编的电影《鬼乡》是依靠七万多网友众筹支持的方式拍完。去年2月底，《鬼乡》在韩国击败《疯狂动物城》《死侍》等影片，连续十几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

郭柯也为《二十二》发起了众筹，数额100万。其中30万用于发行（电影拷贝），50万用于宣传（海报、展架及其他宣传物料），20万用于运营（团队人员日常支出）。

众筹目标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参与的人中大学生居多，还有不少退休工人。郭柯记得有个陕西的大叔不会用电脑，专门让别人发邮件给他，说自己从有限的工资里拿出80元捐给了电影，下个月发了工资还要捐。

《二十二》由电影专业人士、各界学者和爱心团体的义工们组成的剧组拍摄完成，又在三万多普通人的努力下终于在院线上映。

剧组在拍摄期间为老人们带去了捐款和日用品，也常常在节假日去看望这些老人。

一位老人在影片中对剧组人员说，“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很高兴了。”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去亲自看望这些阿婆。但导演郭柯说，影片在院线上映的收入扣除拍摄成本后，会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幸存老人们未来的生活和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工作。

那么，我想要去电影院多看几次这些可爱的阿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