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18亿美元后，摆在Uber面前的难题恐怕只剩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挑战。按理说，一家帮助全球170个城市的市民更便捷地叫到车出行，每个月创造近两万个工作岗位，降低了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和伤亡的风险，以及改善了地方经济的公司，理应得到各地政府或监管部门的支持。虽不至于夹道欢迎，但“不抵制”应该成为最基本的要求。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针对Uber的一纸禁令在全球多个城市曾经飘过或正在飘着。

面对这样的局面，Uber开始谋求解决之道，聘请前奥巴马竞选团队经理David Plouffe作为公司政策和战略高级副总裁，就是其近期最重磅的举措。毋庸讳言，Uber需要一名有政府背景或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人来作为其迎接监管挑战的领军人物，但为什么会选择David Plouffe？

翻开David Plouffe的履历，2008年帮助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就是其最骄傲的资本。在竞选过程，统筹后勤、经济、策划，将奥巴马的人格魅力和人们由此被激发出来的好感和热情转化为积极的投票，是Plouffe的工作也是其最擅长的。而这或许就是Uber所缺失的——如何将人们的好感转化为更有力量的政治资本。

众所周知，Uber是一家以技术驱动的硅谷公司。CEO Travis Kalanick在官方博客中表示，Uber员工致力解决的是复杂的工程问题：如何把时间、地点、供给（司机）和需求（乘客）协调在一起，让人们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上车出行。在与监管者斡旋谈判甚至对抗方面，Uber并不擅长。一直以来，Uber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禁令的主要策略在于吸引足够多的用户使用、喜欢甚至拥抱Uber，这样会使得当地政治家迫于顾忌因抵制Uber而背上“反创新”的恶名，而被选民抛弃。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远远没有代表存在数十年的传统出租车利益的“反对派”的影响力稳固。

对Uber而言，普通用户可能都喜欢Uber，但并不清楚它正面临着被禁的风险。Plouffe到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好这些积极的情绪，将其转化为更有影响力的行动，比如签署请愿书，游说国会等。

看得出来，这次Uber玩真的了。Kalanick称，目前Uber在全球各地的尴尬情况很大程度是因为Uber并未意识到，Uber的诞生事实上已经扰乱了传统的市场秩序，现在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商业模式冲突、市场竞争、经济利益矛盾，而上升到政治运动层面。“政治运动的一方候选人是Uber，另一方是利用数十年政治贡献和影响力限制竞争、减少消费者选择，束缚司机经济利益的传统出租车垄断利益集团（Big Taxi cartel）。聘请David Plouffe，很大程度就是希望Uber这个竞选候选人能够胜利。”

另一方面，Plouffe对自己的新工作似乎也很满意，而且很用心。还未入职，Plouffe就已经将枪口对准了出租车行业，“Uber一直在以创新去改变着人们的城市和生活。我期待着能做一些对的事情，去让司机和乘客相信选择Uber是正确的。显然，传统利益方希望人们在既有的垄断樊笼里游戏，但人们理应拥有更多话语权和选择权。”

无论如何，Plouffe的到来，标志着Uber与监管者的游戏将进入新篇章。为了生存，Uber要做的已经不再是运营扩张、完善服务，不把挡在身前的阻碍一一除掉，恐怕难以安宁。但至少传统交通已经开了一个口，就看有Plouffe的Uber如何让其撕得更大。

题图来源：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