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很难从公共部门获取哪怕是最基本的车主数据……但讽刺的是，汽车制造商却能从与政府有联系的特殊渠道买到客观、准确的数据”

来自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王正在《自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王正认为，大数据正在帮助中国科学家和世界上其他的科学家同台竞争，但是，国内的公共数据正越来越收到限制，而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将阻碍科研和创新。

他说，大部分公共数据被政府部门控制，其中一些加强了对数据的垄断，使得中国研究人员难以获取这些数据。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受影响最大，但数据访问的限制正扩大到环境科学和公共健康等领域，原因是这些数据可能比较敏感。比如空气污染程度，他在很多学校听到了关于难以此项数据的抱怨。

还有一些数据即使公开，质量也很差。比如全国的GDP数据和各省公布的GDP数据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而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差异是数据收集方法的不同导致的。

有时，公共数据却成了牟利的手段。了解详细的中国车辆状况，比如车辆许可证类型、道路拥挤程度、详细的引擎参数以及燃油标准等，对研究空气污染有巨大作用。但是，研究人员很难从公共部门获得这些数据，不得已他们只能使用由汽车厂商发布的粗略的，甚至充满误导性的数据。讽刺的是，汽车制造商却能从与政府有联系的特殊渠道买到客观、准确的数据。

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研究团队根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数据。这就导致互相之间壁垒重重，阻碍了交流，同时浪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

王正教授认为，数据公开能够促进政府的透明度。一个例子是，2014年，全面的空气污染数据终于向公众公布。这使得气象部门能够即使提供预警，教育部门能够在污染严重时停课以保护师生，交通部门能够以此改进机动车标准。更重要的是，这带来了公众意识的提高。

但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科学家感兴趣的数据都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获取准确全面的数据仍然不简单。

“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里，电脑就像是得以栖身的一叶扁舟，他们莽莽撞撞地上了船，却从不为迷失航向而忧心焦虑”

来自阿尔法通道首发于微信新媒体：赤潮AKASHIO的《十万月薪，也拯救不了活在网络底层的他们》。

文章用很不客气的语气把不懂基本的电脑常识又不学习，从不创作却热衷于转发笑的网民划为“信息中下阶层。”

描绘第二个特点时，作者用了这样一段话：

看到有意思的资讯和文章，也时常会转载，并附上数个「哈哈」聊表开心。他们总是惊讶于骇人听闻的标题，好奇点进去之后不是大呼坑爹就是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最无法忍受的是牵涉到亲人、国家和运势的内容——「母亲节祝天下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有妈妈的转，没有的就算了)」，「据说这条金色九头蛇能带来好运，看到不转的都遇到麻烦了」...... 凡此种种，都能准确无误地击中他们脆弱的内心。然而，他们却从来不会敲击键盘，把内心的情绪变成一篇随笔或博客。

而在遭遇问题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学习基本的电脑知识，而是去求助很可能同样不知其所以然的“专业人士”（可能只是碰巧点对了几个键）。同时，他们又很容易被误导：

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里，电脑就像是得以栖身的一叶扁舟，他们莽莽撞撞地上了船，却从不为迷失航向而忧心焦虑。因为，他们总能在紧要关头遇到救世主——别有用心的免费软件开发者和意见领袖 (KOL)。

作者推崇“网络中产”：拥有健全的理智和逻辑，对新事物饱含热情，乐于表达和分享真实的感受和态度，“我手写我心”的人。除了“网络中下阶层”，他把意见领袖（KOL）也排除到“网络中产”之外，因为他们创造内容是为了利益。

作者对中国的网络发展表达了失望，因为从2006到2015年，“网络中产”的群体规模依然非常小；也对技术平等主义表达了怀疑，因为“世界不是平的”。

类似的精英主义论调其实伴随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当这种论调被用来攻击精英主义者眼中的“庸众”时，就特别不讨人喜欢，尤其当这种攻击限定在“精英主义者”自己擅长（或自认为擅长）的特定领域时，也经常有失偏颇。

在分工极为复杂及明确的现代社会，网络世界远不是现实世界的全部，许多“生活在网络底层的”很多人在现实社会中工作勤恳，恪尽职守，甚至在某些小众的领域也是一位乐于分享和创造的“意见领袖”。作者口中“10万月薪”的群体中这个比例可能更大。在网络上仅消费而不创造可能是他们的主观选择，也可能是受制于知识、习惯、时间等客观条件。不管怎样，嘲讽的态度都只会加深误解和隔阂。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建立一个自己满意的乌托邦，但在我看来，致力于消除一切阻碍乌托邦建立的“技术平等主义者”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