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 蒂尔（Peter Thiel）是这个星球上相当罕见的矛盾集合体：

在体现了他毕生风险投资和创新哲学的商业书籍《从0到1》（Zero to One）中，他声称崇尚最本质的技术革新，认为互联网普及不过是建立在计算与通讯技术半个世纪以来的创新基础上，并非真正突破的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Facebook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

他相信垄断独占能带来最大的利润和无所顾虑的创新，而陷入无休止的竞争会让企业迷失方向，并指出Google是典型的垄断式创新范例，但他同时也批评Google与微软围绕桌面和移动的大战让苹果抓住了获得独占优势的机会；然后他又说“苹果与阿波罗太空技术相比，不算技术突破的产物”。

他认为伟大的创业者应该发现世界上那些未被真正发现过的秘密——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商业体系中，但他又主张创业公司应该努力营造“不可知论”至上的狂热宗教式文化。

他推崇有强烈使命感和长远愿景的创业者，自己却是现金利润快速回报的积极追逐者——他在1999年创建的划时代的支付技术公司PayPal在2002年就卖给了eBay，而他也在Facebook上市后立即抛出了所持的绝大部分股份——这部分股票现在已翻了至少2倍。

他对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投资价值感到悲观，不计划投资任何一家中国科技公司，但他在PayPal时代的那些并肩作战的兄弟们，也就是“PayPal黑帮”的其他重要成员——Slide、Glow和HVF的创始人麦克斯 拉夫琴（Max Levin）、LinkedIn创始人里德 霍夫曼（Reid Hoffman）、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Steve Chen）还有SpaceX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等，都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环境和创业者抱着相当友善甚至亲密的态度。

他是最成功的技术创业者和投资人，但他的专业是法学，此前从事并不太成功的金融交易；他是一位经典自由意志论者和基督徒，但也是一个致力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可知论者，和一名（传说中的）同性恋者……

这样一个极度内在矛盾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和主导了硅谷过去15年的科技跃迁，而他现在正在中国北京，为他最新出版的商业书籍《从0到1》做推广。

与内在矛盾相比，在北京他遭遇的是更强烈“外在冲突”——“从0到1”强调反传统思维、开辟新疆界、鼓励垄断独占、探索未知秘密、反对押注赛道、警惕泡沫词汇（buzzword）和拒绝渐进式创新。而在中国，投资者和创业者热衷寻找风口、押注大趋势（赛道）、推崇拼命竞争、强调在已知世界的执行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态度谨慎、大力倡导“微创新”——这些都是“从1到N”的思维方式和行事规则。

一个倡导“从0到1”的科技投资人陷入了“从1到N”语境的包围中，他的感觉怎么样？

在2月26日下午参与录制的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与彼得 蒂尔同台对话的周鸿祎和徐小平等人，应该能让他感受到这种更强烈的矛盾对冲。某种程度上，周鸿祎曾经是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变量”，他开创的免费杀毒和免费安全模式是一次“从0到1”的实验，搅动了整个互联网安全行业；但他后来还是陷入了“从1到N”的竞争困境，在比他创建的360更强大的巨头们的联合绞杀下应接不暇——这是一个“从0到1”的哲学在这片土地上最终重返“从1到N”困境的经典案例。彼得 蒂尔也许欣赏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却无法理解它的结局。

而徐小平——他有着中国风险投资界颇为稀缺的禀赋——热衷投资冒险者、不迷信风口、鼓励创业者探索未知的秘密、崇尚科学和纯粹的智力……这些都与彼得 蒂尔的理念颇多类似之处，但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更多是在bet and pray，依靠的是音乐家和教育家的直觉与热情，而后者有更理性和精准的思考与操作路径，去创建或发现一家不平常的公司。

彼得 蒂尔对他俩的感觉怎样？天知道我不知道。但至少这两个人身上确实有着在中国创业者和投资者日渐庞大的群落中相当特殊的气质，但迄今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仍不能验证“从0到1”的哲学与方法论在中国——这片科技创新领域倍受争议的土地上——实践操作的正确。

此外，彼得 蒂尔应该能感受到更直接甚至粗鲁的思维方式对撞。和在硅谷和世界很多地方一样，在北京，他同样得到了拥趸们的欢迎。那些推崇他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们折服于他的过往经历和投资成绩单，却未必走得近他的内心。彼得 蒂尔对互联网的技术突破性持谨慎态度，但整个中国风险投资和创业圈还在热衷于谈论（营销至上）的互联网思维；彼得 蒂尔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不太感冒，这次中国之行他聪明地选择了对此避而不谈，但人们还是试图从他的口中得到“对中国未来创业投资价值看法有没有改变”的答案。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聆听彼得 蒂尔演讲的照片，称他为“创投大神”。这种类似于对凯文 凯利似的过度消费已经降临到了彼得 蒂尔的身上——更何况，这位“大神”是如假包换的可知论者和科学主义者，拒绝扮演先知。

更讽刺的是，彼得 蒂尔说他不认为创业成功有方程式和禁忌可以遵循，可就连这句话本身也被中国媒体连带着写进了“彼得 蒂尔的15条成功准则”。不过最讽刺的可能莫过于此：彼得 蒂尔明确地说他拒绝一些“泡沫名词”的忽悠——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弹性社交等，可是眼见着“从0到1”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出炉的泡沫词汇，与他反对的另一个泡沫词汇——“精益创业”（lean startup）并无不同。

在中国，对彼得 蒂尔的这种“对撞”无处不在，到处充满了“主啊，你给我测个八字儿”的鸡同鸭讲。中国的科技创业者和投资人们热切地回应和传递着他的“从0到1”，却把它无形地消解在了自己那个“从1到N”的世界里。

第一次来中国的彼得 蒂尔，势必会遭遇这种错愕、失语和消解。这比他在《从0到1》这本书中所提及的缺乏真正科技创新、对未来持“确定的悲观”态度的中国，还要丰富与真切。

不过，在“从1到N”中一直浸润与挣扎的中国创业者与风险投资人，也存在着对彼得 蒂尔和“从0到1”的迷思。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试图找到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从0到1”的路径，以及在“从0到1”和“从1到N”中实现平衡的可能。不仅是与彼得 蒂尔同台对话的周鸿祎和徐小平——对更多参与科技投资和创业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更现实和真切的选择。他们试图把“从0到1”融入到“从1到N”的实践——对彼得 蒂尔来说，这也许是个无所谓的问题，但对中国创业者和VC来说，问题真切且真实地存在。毕竟，就连彼得 蒂尔本人，也无法真正地解释他推崇的Facebook和Google，在取得绝对垄断地位之后，在新的领域“从1到N”进行血腥竞争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彼得 蒂尔对“从1到N”的迷思，与这片土地上那些未必“确定的悲观”的科技创业者和投资者们对“从0到1”的迷思，本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