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大部分为华美银行董事长兼CEO吴建民撰写。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中美贸易争端时，史上最“善变”总统特朗普又开辟了另一条新战线：投资。

继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后，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拟向额外的价值4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当这一切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这位“任性”的美国总统又向对美投资的“中国钱”挥起了大刀。

根据近期包括美国路透社、彭博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为让中国等国家“远离”美国敏感、核心以及前沿的技术，特朗普一度打算对来自中国的在美投资进行大规模审查和限制，并将在近期出台具体方案。

这样的态度和投资环境让在硅谷科技圈活跃的中国投资公司和投资人感到恐慌，甚至导致中国投资人在美投资的锐减——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缩减到今年前5个月，中国在美投资仅仅为18亿美元，创下了过去六年来最低水平。

当特朗普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巨额投资态度越来越暧昧，且当投资审查标准日趋严厉，中国投资人应该如何应对呢？

一位两度荣登“福布斯25位知名华人榜”的在美华裔精英吴建民给出了自己深入的分析。

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左三）在米尔肯研究所举办的全球论坛上。

吴建民所掌管的华美银行（关注微信公众号：eastwestbankus）是总部位于美国南加州的最大的独立银行，总资产达377亿美元，专注于美国与大中华市场的发展。2018年，华美银行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全美百强银行”第5名，并连续8年荣登该榜单前15名。

而作为这家银行业巨头的掌舵人，吴建民经常应邀参加包括博鳌亚洲论坛等中美两国论坛及国际会议，就国际领导力、中美关系、双边投资、经济发展等其它国际热点议题发表演说。他还曾出任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会长。百人会成员包括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音乐家马友友、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婉若、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创新工场创办人李开复等等。

触发投资战，遭殃的可能是美国

在吴建民看来，扩大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审查范围的立法草案并不是两国媒体的空穴来风，而是有可能最终被国会通过的。

而事情还在发生更多的变化。

美国财政部原定于6月29日对外公布针对中国投资的额外限制条件，但特朗普日前却突然宣布决定不对中国投资採取最严厉措施。这一临时转变引发了美国内阁部分成员的反对。

这种来自于总统的朝令夕改，在吴建民看来很可能会给在夹缝中存生的中国投资方带来恐慌。

“由于特朗普对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的强硬和不可预知的态度，我担心目前（关于法案的）含糊的措辞会给特朗普政府太多的回旋余地，从而令法案的实施带有政治化色彩。”他说。

“当前的贸易形势跌宕起伏，我们还无法断言特朗普对中国在美投资的限制条件是否还会再度面临改变。但美国仍然极有可能还会对中国在对高科技领域的收购实施特别的限制，尤其是对绿地投资项目（绿地投资项目一般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新企业）中涉及的技术转让采取更严格的控制。”吴建民表示。

在吴建民看来，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一样，这种对来自于海外的投资严格限制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和经济福利。

首先，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将削弱中国为美国经济带来的相关福利。

中国对美投资从2004年的几乎为零攀升至2016年的460亿美元。这些在美投资帮美国本土带来了地区发展、增加了税收、创造和维持了就业机会，甚至推动了美国当地公司的创新。

但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2017年，投资额缩减至290亿美元；2018年前5个月仅为18亿美元，创六年来最低水平。

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政府对于来自于海外的投资的飘忽不定的投资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标准日趋严厉，用时也越来越长。而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中国投资公司在美国投资额的下降。

同一时间，相对比在美投资的减少，中国却提高了在欧洲等发达地区的投资，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已回升至2016年之前的水平。

下图：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已经复苏，但在美国仍然低迷

数据来源：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数据来自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

中国全球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在吴建民看来，美国对中国企业的进一步限制，只会继续降低中国在美投资回升的可能性，并最终迫使中国资本转移至欧洲和其它发达经济体。

“特朗普的做法放在美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吴建民表示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从来没有因外国带来的经济压力而对外国投资进行筛选，而美国政府中也没有任何机制或机构有资格来做出这些决定。因此，特朗普提出的投资限制很可能无法通过“逐案决定”制度来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面禁止与特定行业或技术相关的所有投资。而这样的决策意味着，美国希望获得的有效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大面积遭殃。

例如，如果美国因为特朗普不满中国对于美国汽车制造商设置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就对来自中国的汽车行业投资施加限制，将极有可能导致失去对美国有利的投资贸易。而受到影响的很可能包括在俄亥俄州开设汽车玻璃工厂的福耀集团以及在南卡罗来纳州设厂的佳通轮胎。

这些中国在美投资的项目为美国蓝领阶级创造了成百上千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机会对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至关重要。吴建民分析道。

此外，这种“一刀切”的限制还将抑制更多像百度、蔚来汽车、和拜腾这类中国前沿科技公司对美国自动驾驶汽车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甚至影响到到美国本土创业公司的创新能力。

或引起其他国家在美投资恐慌

另外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有针对性的投资限制，也将影响美国整体的外国投资环境。吴建民总结道。

针对某个国家进行对美投资限制将打破美国一贯的开放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美国经济强盛的支柱。吴建民补充道。

几十年来，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都是基于美国透明、有理可依的对外投资待遇。这些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支持了约700万个就业机会，每年创造近900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而打破这一传统将意味着这些外国企业不再能够在美国享受到政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美国对于中国投资公司的限制也会让更多在美国有大量投资的国家处于了观望状态。例如，在美国投资的一些德国企业正在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特朗普眼中的中国” ，从而招致不公平的贸易待遇。

当一些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毫无策略可循，另外一批分析人士却指出，这种“出尔反尔”和政策上的不可预见性实际上很可能是特朗普精心策划的谈判策略。

但在吴建民看来这种“策略”反而对全球投资者亮起了警灯，挫伤了投资者在美投资的信心，最终甚至将美国经济陷于危机。

“特朗普很可能低估了中国‘以牙还牙’的能力。”他说。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强硬地表明出将对美国提出的每一项关税措施进行匹配，同样，也有可能在投资方面采取类似的回应。

在华美企可能变成牺牲品吗？

如果中美发动投资冷战，美国也许并不能总占到“便宜”。

尽管在关税方面，美国在中国进口商品的价值方面也许占据上风，但投资领域的情况则截然相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规模。

如果这场贸易摩擦战蔓延到投资领域，目前从中国市场获利的这些美国企业将无法逃脱这场中美投资战带来的恶果。

下图：1990至2017年美国与中国的累计直接投资交易额（以百万美元计）

数据来源：荣鼎集团

为了避免这场投资贸易战一触即发，美国国会应该确保新法案将CFIUS的权限范围集中在国家安全而非经济标准之上。同时，他们还必须确保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将政治化和职权滥用的可能性最小化，并增强外国投资者需要的政策可预测性。吴建民分析道。

此外，吴建民强调，特朗普政府不应实施针对中国投资者的限制——这只会进一步损害有益投资，削弱外国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反过来对美国企业和公民造成实质性的经济伤害。特朗普不应放弃美国长期坚持的原则，而应通过奉行理性的投资和教育政策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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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仅代表吴建民本人的分析，不代表硅星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