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金庸走了。

据《南华早报》称，金庸离世时家人围侍在床榻两侧，享年94岁。

其实金庸先生的离去早有前奏。

2006 年新版《鹿鼎记》在金庸老家浙江海宁开拍时，导演余敏就透露:“金庸先生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与剧组讨论《鹿鼎记》选角与剧本时，他已经需要别人搀扶，等到电视剧开拍时，更是连门也不能出了。

然而他的离去，仍然让那些曾被他启蒙了爱与美、正与邪的人们感到难以接受。

“他走了，无数人的心里有一个座位空了。”我的一位朋友在推文中说道。

武侠泰斗

金庸真正为我们所知，当然是通过他的武侠小说。

东方不败，黄蓉，郭靖，段誉，岳不群……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能从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中获得美的，感动的体验。

还记得高中时读《神雕侠侣》废寝忘食，以至于班主任都站在我身后很久了还浑然不觉。后来班主任没收了我的书，问我，每天看这些闲书能学到点儿什么？

当时我没能答出来的问题，现在终于想明白了。

金庸在作品中传达的最多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生死观。

其时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大战在即，明教教众围坐火边，吟诵起教义：

“焚我残躯，熊熊烈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生死有什么大不了？喜乐悲愁，最后都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化为乌有，没能看破的世人，就只能在忧患中了此余生。这股豪气，仍然经常在我难过的时候涌起。

其次是善恶观。

在自己的自传体散文《月云》中，金庸自陈写武侠的起因：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

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锺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

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因为不愿弱小被欺压，所以金庸在《连城诀》中教给被冤枉入狱的狄云《神照经》；因为不愿意老实人吃亏，所以金庸让郭靖学了《九阴真经》。

金庸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给华语世界编织了一个“善恶有报，快意恩仇”的美好世界。

大侠的离场

金庸的离世，对所有曾受他恩惠、被他和他的作品鼓励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下对他的思念：

“追过的球星退役了，看过的漫画完结了。喜欢的歌手隐退了，读过的作者去世了。崇拜的偶像消失了，童年的坐标没有了。一个时代过去了，真难过。”@JLJ小草莓

“小学时就开始读金庸是我们这代人的福气。很多个暑假都是在他的书里消磨炎炎夏日。后来读中文系，毕业论文写的也是他。创业维艰，用笔头支撑一家报社，无论后人怎么评价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能给你人生记忆中留下浓重一笔的人，都没有几个。这样的人，都值得你纪念和尊重。”@Hans

“一个东方人，是没法通过联邦党人文集理解自由的要义的。但通过他的小说可以。”@Thomas Luo

至于金庸本人，应该是不愿意看大家哭哭啼啼的。

他在书中不止一次写到大侠退场的情境，其中以《神雕侠侣》结尾处这段最为经典：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呀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大侠拂袖而去，只留后人凭吊。

金庸生平：书香门第，诗礼传家

金庸出身于浙江海宁大家族查氏。徐志摩是他的表哥，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是他的同宗兄弟，琼瑶是他的远房外甥女，著名歌唱家蒋英是他的表姐，钱学森是他的表姐夫。

围绕查氏家族，远近血缘关系、姻亲关系，能串起中国文化圈的“半壁江山”。

因为家中藏书颇丰，金庸自幼就开始看书。从《荒江女侠》里，他心中开始有了武侠世界的雏形；从《西游记》里，他的反权威意识悄悄萌芽；从《春天里的秋天》里，那一点少年朦胧的情愫也让他感动。

这些童年少年时阅读的书籍，成就了后来的金庸。

然而金庸的少年时代又是动荡的。中学时期，日本兵占领了海宁，查家长工丫头四散，查家人则逃难到钱塘江对岸去。金庸的妈妈在逃难时病死，两个弟弟也相继过世。

金庸也于 1948 年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从此与大陆阔别。

左手社评，右手小说

虽然在报社工作期间，金庸已经开始在《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但他真正的人生转折点还在创办《明报》之后。

1957 年，金庸因不满《大公报》的调性，辞职另起炉灶，并于 1959 年创办了《明报》。

与金庸相识的人常说，查良镛的第一生命是报业，第二生命是电影，被逼不得已才写武侠小说。

《明报》在创办之初，正逢香港时经济迅速发展，但通俗文化仍是一片荒漠。难民、小市民、移民和殖民者大行其道，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明报》更像是一份街头小报，利用赛马评论和小市民话题吸引眼球。

为了让报纸销量好一点，金庸惨淡经营，每天熬夜写武侠小说，无奈销量还是在几千份上下起伏。

人民网引述《明报》老职员回忆，称：

“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

这么一份“鸡零狗碎”的小报，在之后香港的“难民潮”和一系列敏感事件中，逐渐透露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底色。

60 年代初，大陆局势动荡，大量广州饥民涌入香港。但香港强势的“左派”媒体纷纷缄口不言，无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顶着巨大的压力率《明报》第一个发声，进行了系列难民报导，刊登大量社论、特写。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有人要把金庸定性为“市井小说家”时，我第一个不同意。在武侠小说之上，他首先是个保护弱小，散发着人道主义关怀的知识分子。

《明报》因此声名鹊起，一跃成为香港一线大报。

后来，1992年，《明报》的年利润达到了一亿港币，金庸以12亿港币的资产，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明报》也于1997年至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香港新闻机构公信力调查”中，5 度获评最具公信力的中文报章。

这一切，而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一起成就了金庸。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里所说的：

金庸不是翘课关在宿舍里日更1万能练成的。

你能写得出萧峰的豪情，段誉的憨萌，令狐冲的苦逼，程灵素的深情，黄蓉的精灵，韦小宝的无赖？你写得出凌波微步的潇洒，六脉神剑的气势，天山折梅手的精妙？

这些不是百度一下就能得到的，需要文化，文化！

这文化需要你出身海宁书香门第，经过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最多难但也是最有追求的年代，从内地辗转香港，见过人世的真相，体验过最无望的爱情，经过作者写作生涯的职业训练。以上种种传统与现代缺一不可的外在条件，再加上天生禀赋，在香港这个承接古今、贯通中西的大熔炉中反复锤炼，方能练成绝世神功。

别了，用一支笔陪伴人们度过人间冷暖的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