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从短片中看到那些充满意义又能体现导演个性和创意的作品。”
2018华时代全球短片节(HISFF)终审评委李沧东在终审环节结束后对记者说。同时,他也提出了疑问:“我一直在思考电影作为一种媒介该如何与大众进行交流?”

李沧东(左)张杨(右)
带着这样的疑问,HISFF团队进行了探索,推出“将公共空间改造成电影院,探索适合短片的消费场景”计划:
2018年,HISFF全球短片节已陆续在全国 824个线下放映场所开展公共空间展映合作,其中包括美/英/法国等文化艺术中心、优客工场/梦想加等共享办公空间等,并取得了热烈的反响。
2019年下半年,HISFF持续联合全国十座城市(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南京、成都、西安、武汉、厦门)共20+家书店,联合举办短片展映活动。放映主题涵盖纪录片单元、儿童单元、女性单元等,类型涵盖纪录片、剧情片、动画片等。

你是否观察过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是否因为影像中的一瞬而联想到现实里的故事?
6月,HISFF推出的#一半是书店,一半是短片#的第一季主题活动,将HISFF优秀的纪录短片带给了四城观众。从广州一路到北京,这次的北上之旅,创作者们带着他们纪录的点滴,再次融进新的城市与人,与之发生奇妙的碰撞。
扬帆
广州·联合书店丨纪录——不是去定义“意义”
“你拍摄纪录片的意义是什么?”
映后交流中,一位观众这样问《爱山记》的导演洪嘉宝。诚然,每部作品或许都有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在里面,而嘉宝却没有把“意义”看得那么重要。

洪嘉宝(右)
“电影是多面体,每个观众看的角度都不同。我拍片子就是我对生活有很大的质疑,我拍摄爱山(主人公)时会参入一些我对生命的想法在里面。你想要获得的东西和你本人的处境有关,但我不需要在片子中看到意义。我认为片子拍完了它本身的意图就消失了,只有在观察你的拍摄者时你才产生意图。”

嘉宝的回答并不是在“怼”观众,相反,她阐释了自己对“纪录片”三个字的理解。如同她的作品《爱山记》一样,一部讲述盲人爱山的个人“传记”电影,只有5分钟的内容,你却看得眼花缭乱:动画拼贴加上京韵大鼓的解说,多元化的形式让人难以把它归类到纪录、实验、还是动画的其中任何一项。

嘉宝讲述,获奖过程也很“艰辛”:短片最早投的是动画单元,然后被调到纪录单元,最后在实验单元拿到了大奖。
《爱山记》无疑让观众看到了纪录片的多种可能性,而那些未知的艺术边界,还等着更多青年导演来探索与发现。

起航
杭州·单向空间丨纪录——不是猎奇
拍摄《风烛明灭,长如瞬间》是刘珉上研一时的作品,因为与南加州大学一起合作拍摄,全片制作周期只有45天,用14天拍摄完成。因为在本科时期就拍摄过相似题材,所以再次走入养老院,刘珉感到并不陌生。

刘珉以外国人Joseph被送进松堂关怀医院的事件为切入点,拍摄了几组医院老人的故事。医院,总能让人联想到死亡,但“死亡”这个深刻的主题并不是刘珉想表达的唯一主题。他说,老人在面对死亡前的那种心态和各自对生死的看法才是他最想挖掘的。

在第一次接触养老院题材时,他也是带着猎奇的视角进行采访和拍摄,但时隔几年以后,当他再次走近这些老人,他觉得自己变得更加从容,而这种从容恰恰是受到老人们从容的生活态度的影响。

刘珉(中)
交流中,刘珉还谈了谈他对短片市场的看法。“或许很多人把短片当做学生作品来看待,但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短片已经越来越普遍,短片也有相应正规的大型赛事。如奥伯豪森短片节、澳大利亚闪光短片节、棕榈泉短片节,以及有“短片戛纳”美誉的法国克莱蒙费朗短片节都是全球知名的短片节。”
而时下短视频的兴起也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面对这个问题,刘珉说:“大家专注、集中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短视频是一种潮流,所有的潮流都会出现迭代,复合、交织在一块,而创作就是不断怀疑和自我怀疑的过程。”

在杭州这站中,网易蜗牛读书馆和梦想芸台也相继展映了《中国马拉松的黑中介》、《新闻编辑室》、《江南弃儿》、《初三四班》等作品。

《初三四班》陆春桥

陆春桥(左)

《米玛拉姆》的导演祝烟雯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她创作的故事。


梦想芸台《米姆拉姆》分享会
径流
上海·思南书局丨纪录——是承载历史的时光机
胡一平的《手书》,旨在通过一封封普通的家书,展现当年不同人家的生活细节,回顾了改革开放前夕人们的生活状态。

《手书》最大的亮点就是4分半的一镜到底,虽然其中包含两个剪辑点,但这样的考验也难住了胡一平。
“运动镜头的拍摄只采用了一个10米的摇臂和一个直轨来完成,跟焦也只有一个人来操作。拍摄一个镜头就要花费4小时左右。”胡一平说。

胡一平(右) 祝烟雯(中)
拍摄大学教授时,胡一平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涉及到沟通,虽然老教授只有几句台词,但胡一平和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了这几句台词和老教授都磨破了嘴皮。
“我做这个题材就是想让年轻人回望历史,历史并不枯燥无聊,它有很多有趣的点,像书信能承载不同人的过去。”
虽然辛苦,但是《手书》生动的表达形式吸引了现场许多观众的兴趣。历史,也因沉浸于影像之中而散发出无限光辉。

尾声
北京·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丨纪录——是聆听别人的故事
年初上映的《四个春天》,让私影像第一次在中国院线亮相,走进大众视野。将镜头对准家人,大概是一部分青年导演处女作的不二选择。周天一也不例外,他的短片《我的爷爷奶奶》,同样也是一部饱含温情的作品。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原先周天一并没有想拍摄爷爷奶奶,他最早只是拿着摄影机纪录着一只在老家的猫。拍着拍着,拍成了爷爷奶奶的“生活日常”。大概创作都有偶然性,只不过周天一将这个“偶然性”坚持了6年。
这6年中,周天一成为那个回家探望老人次数最多的人,与爷爷奶奶相处的日子,让他更加了解老人的内心状态,也有幸与他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周天一拍摄的素材足以剪出一个5小时的电影,他却选择先拿短片练手。当然,他下一步准备把这个片子制作成一个90分钟的长片版本。被问及短片和长片的区别,他说:“我的结构风格会有所改变,因为短片更多是表达一个情绪,而长片则需要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因此故事性会增添,同时会深挖主题。”

周天一(右)
但即便处女作拍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对于纪录片题材的选择,周天一更喜欢听别人讲故事,他说,在与别人的交流中能获取灵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些有趣的经历也许就是下一个他会拍摄的题材。

北京·单向空间丨纪录——是记住伤痛,向阳生活
2018年恰逢“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2017年年末,余润泽跟随范俭导演重回地震灾区,拍摄了《十年:吾儿勿忘》系列短片。其中余润泽拍摄的鲁哥一家人获得了2018华时代全球短片节终审评委李沧东导演的特别提及。

余润泽(右)
揭露伤疤,是纪录片创作最难拿捏的尺度,这对于余润泽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刚到都江堰聚源镇时,原本选择拍摄的家庭因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拍成。余润泽很快发现了好客、热情的鲁淘洪和周乐华夫妇,然而,在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背后,也有一片抹不去的阴霾:他们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儿子,而2010年出生的女儿确诊患有罕见病。

鲁雨乔
鲁雨乔在9个月大时被确诊为神经性母细胞瘤。夫妇俩砸锅卖铁为女儿治病,虽最终治好了病,但小雨桥还是留下了后遗症——无法行走,言语能力很差。但这一家三口没有被厄运打败,多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夫妇俩一同陪伴女儿成长,生活中的嬉笑打闹打动了现场很多观众。

母亲周乐华推着小雨乔
其中一位观众分享到:“结尾父亲拉着女儿的手一起跳舞的场景很感动我,让我觉得人类的爱是源源不断的,希望也是源源不断的。”

鲁哥一家
正如导演余润泽所说,拍摄这样的影片就是希望大家能相信爱,相信爱的力量。而面对“纪录片中表现人在困境中挣扎,如何与拍摄对象保持冷静客观的距离”这样的问题时,余润泽表现得很坦然,他说:“这要看是长片还是短片,如果时间充足你可以与拍摄对象先交流,融入在一起。我是2017年9月去的,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建立信任,但好在鲁哥一家是很坦诚、直爽的,所以建立信任没有那么难。”
记录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值得呵护的个体。

北京·码字人丨纪录——是否应该掺杂个人情感?
除了揭露伤疤是创作者难拿捏分寸的事,如何与拍摄对象保持客观冷静的距离也是创作者会面临的难题。
显然,这道难题对于刘思茗来说还未得到好的答案。《还死债》是刘思茗毕业后跟随电视台拍摄的其中一个选题,后来项目夭折,直到2018年思茗读研期间,她又重拾这个选题再次拍摄。《还死债》主要讲述了64岁的山东农妇陈万枝,为去世的儿子还生前所欠下的五万元债务的故事。

然而在拍摄期间,思茗和陈万枝的情感越来越深厚,片中有一段陈万枝来到天津寻找儿子生前的工作领导高姐的片段,陈万枝在天津客运站四处寻人无果,心急的导演甚至告诉她要去主动借电话来解决问题。

导演是否能干预拍摄对象?现场有一位观众提出质疑:“在客运站的时候工作人员提出不让拍摄,非常明显你的拍摄给陈万枝寻找高姐形成阻碍,虽然你与陈万枝感情深厚,但是从拍摄手法上来说对她是一种伤害。无论从纪实的手法,还是从帮助的角度出发,你的呈现方式都存在问题。”

刘思茗(右)
当然,也有观众提出不一样的看法:一旦拍摄形成,导演的拍摄也成为一个新的事件,那么导演的拍摄行为和陈万枝的寻人之路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所以陈万枝最终能否成功找到人已经不是孤立的事件,她会受导演拍摄的影响,这个结果也不能孤立来看。

记录远没有结束,旅行也一直在路上。相信这次纪录片分享之旅让更多对纪录片这种类型的片子有了更多想法。
当然,#一半是书店,一半是短片#主题活动会持续进行,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哪家书店,分享什么类型的片子?大家敬请期待吧!
编辑、撰文丨徐须臾
Image丨现场照片由书店提供、部分短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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