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标志着百年不遇大变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有人想遏制你的发展的时候，最重要的遏制环节就是在科技上卡脖子、断供、脱钩、列入白名单等一系列所谓战略措施。别人要遏制我们，要采取的措施也会打到我们的痛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首届湾区科创峰会论坛的演讲中如是表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创新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你做得成、做不成的问题。”

樊纲认为，在这种大变局之下，中国企业实际上是被迫需要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来越过目前这个相对困难的阶段。

而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中国科技的创新还是作为整个中国科技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龙头企业要不断思考，在这样的大时代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科技巨头云集的大湾区，正是民族科技自立的重要引擎之一。

加速聚集

2019年中美贸易战时，有一个红极一时的段子。“美国对华制裁凶猛，但自始至终都没搞出过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

南山区之所以能成为科技创新企业的摇篮，秘诀之一便来自于大湾区强劲的科技聚集能力。

“全球60%经济总量、75%全球人口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一百公里以内的城市群里。”

腾讯量子实验室创建者和负责人张胜誉在会议中表示，目前纽约、旧金山、东京湾与粤港澳形成了全球最著名的四大湾区，这四大湾区拥有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的99家，汇集了一大批高精尖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

正是这种强大的聚集能力，将各大湾区推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创新高地。而背靠整个中国的大腹地、大市场，让聚集背后的网络效应成为湾区发展的重要法宝。

“2017年时我就表示，将来粤港澳湾区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湾区，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湾区。在经济体量、人口数量、科技含量等方面，都会是世界领先的”，樊纲表示。

传统意义上认为，湾区的优势在于有临海港口的区位优势，这种集群效应让优质的市场主体逐渐集中起来，形成庞大的内部资源池。如同推起一个飞轮，让整个区域的发展不断绽放活力。

最有名的论证来自于用以太网创始人罗伯特·梅特卡夫名字命名的“梅特卡夫定律”，该定律认为，网络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数增加而增加。换言之，网络内节点增加对于整体网络价值呈现着“指数级”的贡献。

而湾区生态便是对梅特卡夫定律验证的重要证据。一个企业或者个人，在湾区或许无法呈现出突出的价值。但是当亿级的人口、百万级的研发团队聚集在湾区时，湾区就成为了整个中国的科技高地。

据张胜誉现场分享的数据显示，粤港澳湾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11.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其中，数字经济规模达4万亿，已经成为全中国数字经济占比最高的经济区域。其中，仅广东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万家，科技型中小型企业超过2.8万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42%。

可以说，湾区的科技创新聚集效应显著，而其科技的产研方向也将对整个中国的科技自立产生深远的影响。

融合创新

尽管大湾区成果显著且前景广阔，但是相比世界另外三大湾区，大湾区依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美国的湾区在科技创新中起的作用就比我们要大。”樊纲表示，比起全球最好的完全，大湾区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企业的数量、科技的含量、科技发展的整体实力出发，去使大湾区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显然，仅有物理上层面的资源堆砌显然是不够的，连接能力和强度同样决定了网络价值的大小。在大湾区，富集了科技企业、顶尖高校、传统产业、智库学者等各种类型的价值单元，如何让这些单元之间能够产生化学作用，进而将网络作用提升到最高。

樊纲给出的答案是要用“融合、结合的方法”。

大的城市要带动小的城市。

例如头部城市的房价太贵了，那我们就要思考如何用快速轨道连接等方式，在大湾区城市里面做到大中小城市互补，让年轻的创新创业者们的生活条件能够不断改善，为科技工作者解决后顾之忧。

大的企业要带动小的企业。

樊纲认为，我们的龙头相比于海外巨头相比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发展问题”依然是这些大企业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相比欧美巨头，湾区大企业还不够大、不够强，要让这些企业更强更大。应当举国发力，在一定时期内选择3-5个关键领域集中攻克，重视市场的举国体制。”

樊纲表示，大企业要在要科技创新，啃硬骨头，利用大企业的条件攻克一些技术的难关，投入一些未来的技术。

以特斯拉为例，通过开放自己的技术储备，便带动了境内外很多新能源企业的快速发展。樊纲认为将更多技术专利进行开放，可以带动整个行业中，尤其是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樊纲表示，好的发展结构是“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

通过这种结构性的创新分工和共享，让更多的企业都能够享受湾区更丰富的创新资源，并在合适的位置上为整个科技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科技企业中，以华为和腾讯为代表，一个是硬科技，一个是数字平台。二者要形成‘双轮驱动’，先强带后强，携手中小微和创新创业企业，协同推动共享创新。” 樊纲表示。

“往前走一步”

既然“共享创新”是打开湾区创新之路的大门，那么如何做才能达成高效率的创新集群呢？

腾讯量子实验室张胜誉博士给出的答案是，“往前走一步”。

在加入腾讯之前，张胜誉博士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任副教授，对于学界和企业界都有充分的了解。在张胜誉看来，在产学研领域，科技企业应该向前去多走一步，主动去成为优秀的“连接器”。

首先，头部公司可以积极和学院里的顶尖学者达成共创。

“科技企业可以（在合作中）把重点放在‘巴斯德象限’的研究上。”张胜誉表示。

所谓巴斯德象限，是指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相对于波尔象限（纯基础研究）、以及爱迪生象限（纯应用研究）之间的中间态。例如5G通讯、量子计算、材料物理等都涉及到大量巴斯德象限的研究。

巴斯德象限研究往往需要长周期的投入，却是很多领域的重大瓶颈。大型科技企业相比学者，往往更有资源动员能力去突破“巴斯德象限”的研究。而一旦这些研究获得了突破，则又会成为新的生产力，来反哺科学研究。

如腾讯量子实验室及弹性第一性原理计算TEFS云平台等，就帮助科研机构在基础领域获得了不少突破。

“我觉得产业科学家未来会有很大前景”，张胜誉表示。

相比于高校学者，产业科学家更懂管理和企业的商业化诉求，理解最实际的问题；相比企业决策者，他们拥有比较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理论基础，可以与高校学者更好地对话。张胜誉认为，正是这种粘合剂的作用，让产业科学家未来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头部企业可以与中小企业、传统行业达成共创，将头部公司所积淀的管理经验与科技能力向外部输出。

这种输出方式可能是多样的。有可能是产业合作，也可能平台建设，还有可能是产品输出。

在科技想象力的加持下，一些即便不在大湾区的科技企业，也可以通过像腾讯这样头部科技企业的服务，来获得更好的科技扶持。

比如备受关注的腾讯云、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等产品，还有Perfdog等开发者工具，就帮助了数十万中小企业的效率提升。

而腾讯从2014年开始布局众创空间，目前也已经有38家，覆盖全国29个省会和重点城市。在空间中，定期会有一些培训课程、训练营，帮助创业者去链接各类资源。目前，空间累计项目总估值已经达到1480亿。

这些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正在逐步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源、提升效率的基础设施级服务。

而在传统行业领域，腾讯则直接点对点，帮助很多制造业大户进行数字化转型。

张胜誉以中国商飞为例。

后者在使用腾讯AI辅助检测系统后，整个检测过程从4小时缩减到5分钟，效率提升98%，检测成本降低92%。AI还可以检测出一些人眼从超声波图像中无法发现的细微缺陷，使得整体缺陷检出比例提升到了99%。

中国科技公司正在帮国产大飞机加快落地的步伐。

“科创共同体”

科技巨头牵手传统行业，产业龙头协作中小企业、科技巨头携手高校资源。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大湾区一体化的提速，都以越来越多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其中发挥价值，最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科创共同体”。

只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到“科创共同体”建设中，才能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宏远。

正如樊纲所言，“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具有了世界的竞争力，如何巩固这种竞争力，在压力下更好的发展，这是大湾区、大企业要尽到的一份责任。”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这是一个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