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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tech-kk）作者：梁坚 视觉：王艺璇 图片：《有数》电子书

“超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5G时代改变中国”，关于中国数字社会的描述总是伴随着国家崛起的叙事，传达全民兴奋的话语共情。但宏观叙事有时也遮蔽了中国数字社会的全貌。

最新出版的《有数》，提供了数字中国微观层面的视角，通过体察个体的现实遭遇，勾勒了数字社会的生活百态。更重要的是，数字社会是如何肢解普通个体的旧有行为关系；又是如何刺激个体在数字社会大潮中不断适应、挣扎与求索。这本身超越了对数字技术的观察，更像是对中国人适应社会变革时的蓬勃生命力的写照。

这些向上的个体在每一个历史变局里的忧思与进取，沉淀着民族赖以延续的重要基因。而这些个体的际遇的背后，是《有数》关照科技应当如何作用生活的社会学迷思。

重新审视数字下沉

数字技术，一度因应用门槛较高而掌握在少数数字精英手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伴随应用产品的普及化逐渐下沉社会底层。中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为数字下沉提供了土壤，原来无法接触数字技术的人群，依靠学习和模仿精英群体的数字生活，在错位与矛盾中完成对数字生活的重构，作用于每一样事物，最终形成全新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然而越是日常，越是容易被忽视大时代下的个体价值。

《有数》援引学者胡泳的话来形容他所描写的当下：数字化浪潮的席卷而来，本身就对“数字”一词进行了祛魅。

数字下沉正隐含于所有的生活工作日常。公众的社会生活已经离不开数字。出行、购物，饮食都在扫码；汇款，聊天，恋爱，都在线上化。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的呈现。两年多时间里，线下生活正式大规模转移到线上。健康码、行程码和外卖、居家线上办公、教学以及数字娱乐等大行其道。那些原本属于社会精英和年轻群体的线上生活，因为疫情被迫重新捆绑家庭纽带后，发生了跃迁。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数字社会转型的重塑。

被数字社会影响的人物竟如此丰富多彩。《有数》描述了数字下沉场景中，许多个底层生活故事。没有专业背景却转身为野生码农的中青年；有以在数字世界“修盲道”为梦想的视障人士，让残障人也能写代码，打网约车和在线“吃鸡”；有用二维码来改变行业的小镇青年，硬是生生将二维码业务植进34个地市18个行业数千家门店；有留守农村的中年妇女，将流量、数据和镁光灯包围的直播间作为舞台，染黄头发，直播，带货，培训，将边缘的人生演绎成舞台中央的明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对比中国与世界的数字化进程，为我们提供思考中国的另一种维度；当然也有为孩子“数字成瘾”而忧心忡忡的母亲，在反思与恐慌中反复拉扯，不断在数字产品与孩子之间寻求安全距离；可是在另一面，一群年轻人试图用专业化为“污名化”的数字游戏产品正名；更有年轻人通过虚拟产品让杨玉环飞出敦煌壁画，创造让国风文艺复兴的游戏世界，与海外国家争夺游戏的历史书写权；当然，也有中老年人面对一切正在数字化的踉跄跟进和无限困惑……

形形色色的众生通过各种数字平台、移动工具，触网，上云，超越自己的人生边际，冲破原有的封闭、阻塞，遭遇新的阻塞与失联，构建了新的生动有趣，纠结而复杂的生活律动。

数字社会急切转型也带来问题与不足。每个个体的生存境遇怎样，数字中国就是怎样。

这些正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中，数字下沉正对个人命运进行多元审视。

数字下沉对于中国社会日常的塑造，我们可以划分为五个维度进行观察。这五个维度分别可以解释为阶层数字观察：“上层与底层”的对应关系；地域数字观察：“城市与县域”对应关系；教育数字观察：“亲代与子代”对应关系；产品数字观察：“真实与虚拟”的文化对应关系；比较性数字观察：“中国与外国”对应关系。

这五个维度分别体现中国社会肌理的现实痛点，也分别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深刻审视。因此，在看似刻奇的故事经历现场里，我们将得到关于在新技术语境下，如何破除阶层板结，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性差距，如何面对新时代家庭关系；如何解决新技术的社会认同问题，以及如何在世界面前审视自身。

正因为这种审视来自无数个打动人的生活细节，才会更显得真实与迫切。数字下沉的社会学视角可向所有人提出事实与问题。但思考和方法，却又通过每个具体置身其中的个体挣扎来展现。数字下沉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无数向上发展攀援，突破阶层束缚的个体。但他们难以完全面对数字洪流的滚滚冲袭。个人无法完全脱困，需要数字社会良善体系的完善。

数字时代的中国阶层跃迁

社会学者提到“社会板结”都会忧心忡忡。时下在年轻人中的流行词“躺平”、“卷”、“佛系”都是社会板结现象的低声絮语与呜咽。小城镇与农村的隐性失业者，毕业即失业的人群，35岁即被裁员，则是板结后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原本处于信息竞争弱势的人们，通常也处于难以跃迁的境地。一些职业甚至因为新技术的普及而永远告别历史舞台。

然而，数字技术同时带来了新的赚钱方式和学习成本的下降。数字经济的下沉正为中国社会提供许多新鲜的职业机会。诸多新职业的涌现映照了中国社会底层如何突破阶层板结的现实努力。比如很多视障人士谋生的一个重要招牌就是“盲人按摩”。然而数字时代带给视障人士新的机会，让他们在盲人的赛道中摸索出盲人网络游戏机会；岩彩画的市场逼仄，一般画家难以出头。然而结合了《王者荣耀》的游戏后，岩彩画家莲羊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数字艺术家。3000万名卡车司机在江湖边缘流浪，通过线上重新收获了关注。更不用说那些只有中专水准的厂哥厂妹在小程序的流量红利下，变身“码农”。尽管依旧是拼劳作的打工人，但在社会认同、社会地位上却实现了根本性改变。

类似的故事版本，其实一直在中国上演。任何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些年的底层跃迁变化。只要打开这些媒体，穿着朴素，背景寒酸的普通人，就会叫喊着666，老铁，奔袭而来。快手甚至将这种底层的跃迁作为一种时代的勇气，搬上了自己的广告推广中，称之为看见的力量。《有数》称这些新鲜的职业变革，为“数字微革命”。

这种“微革命”不需要大公司苛刻的入职条件。它依托于数字技术的普及性应用，往往对技术顶层逻辑的要求很低。不需要掌握其背后深厚复杂的知识体系，只需要化用应用规定好的使用范畴，就能通过内容创造从边缘人回到C位。这对于乡野尤其有吸引力。

所谓的社会板结在中国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城乡之间的板结。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促使城乡之间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即使经济的开放，带来人口移动和身体自由，也没有完全改变这一困境。相比大中城市里的底层来说，乡村中的个体要在传统的工作路径中改变命运更是殊为困难。通常来说，由于新技术的革命往往在城市中诞生，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会加剧信息鸿沟和不平等。让更多的乡村底层失去竞争的机会。譬如人们担心线上教育会让竞争的天平天然倾向于城市的孩子，而让寒门再难出贵子。

《有数》提供的反例，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在“数字技术里的县乡新图景”这一章中，展示出技术对于激活中国县乡经济的巨大作用。例如乡村里的中年妇女通过新技术掌握了流量密码，为农产品的销售找到了数字时代的话语同频。

为什么县域和乡村会在新技术来临时找到突破呢？其实，中国数字社会的转型与传统的资本运营模式不同，它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数字技术的广泛下沉。

成长在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农学博士，参与智慧农业的国家课题就带着对农业数字技术的体悟，回归田野，为数字技术的农业应用传道授业；杭州市区20公里外的小村，依托微信公众号、外卖、小程序等工具、平台，聚集了大把都市青年，盛放创业梦想。

建筑大师库哈斯曾对这一壮观的数字下沉景象做了注脚。他认为数字科技运用在中国的城乡交流上时，激活了人的原创性和创造力。

事实上，这种技术下沉的交流，更多是来自数字行为的模仿。数字技术借由社交平台实现了视觉化呈现。它拉平了城市和乡村的信息管道。人们通过可视化的社交信息，迅速获得了来自城市的数字信息。这使得乡野的一部分信息敏锐者，迅速捕捉到，并进行城市化的戏仿活动。他们在数字社会到来之前就一直采用类似的模式来吸取城市的下沉信息，因此总是显得得心应手。

他们通过反复实践，掌握了流量密码，那就是放大了每个个体的特殊性，哪怕她是一个田间地头教人锻炼的大妈，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殊性，创造出引人围观的数字红利。

一面下沉，一面模仿，一面引发围观和再下沉。乡村找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闭环，从而出现了诸多挣脱束缚的具体个案。

然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对于数字红利的把握，往往来自若干个向上的个体的私人化经验，而不是体系化的成熟构建所赋予的。在这份个体经验的背后，是企业、社会和家庭所必须突破的数字鸿沟。

个人际遇背后的数字迷思

既然我们身处数字化社会的转型之中，就不可能只产生数字红利。《有数》大胆地呈现了数字社会转型中的数字鸿沟与各种强制带来的困惑。

卡车司机在数字企业平台提供的数字抢单中获得了更多机会，但也被平台强制收费。所属的运输公司更是以安装数字设备为由，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强制收取培训费用。

类似这种强制行为，公众实际耳熟能详。数字企业的各种二选一霸王条款，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个人隐私的泄露，已经成为公共议题，甚至倒逼政策对互联网垄断的收紧。

这不是全部。

数字社会的极速转型，直接作用于每个个人和家庭，让很多人无所适从。难以适应数字技术的老年人首当其冲。当办事，出行，都在数字化网络化后，老年人在疫情期间出门，购物，甚至连在金融机构的基本存取钱，都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这几乎在强迫老年人学习不能适应的数字技术设备。原本这一信息差可能可以由年轻一代进行补习，但这样的补习却始终处于缺位中。这再次暴露了中国年青一代与老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巨大错位，和难以弥补的情感鸿沟。

父母辈与子一代的隔阂与冲突，不光体现在数字技术使用的熟练度上，还有如何对待这些数字产品本身。比如数字时代的母亲芳子，在女儿6岁时再次怀下龙凤胎。这使她被迫通过手机释放陪伴女儿的机能。手机成了玩具也成了老师，但不合时宜地也提供了超脱年龄需要的信息。这迫使母亲意识到智能设备的风险。只能想方设法重夺教育的支配权。

这种状况如此普遍，以致于人们产生非理性的冲动。将责任完全推托于数字技术与设备。

相比于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非原住民们在跟进数字时代时不光显得笨拙，还无法理解那些被数字生活方式包围的人们。他们用一句“玩物丧志”来解释所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而在另一面，所谓数字原住民，也的确容易陷入数字成瘾的陷阱中。《上瘾》一书中就揭示了互联网企业在产品服务中频繁植入“上瘾循环”，用习惯、触发、奖赏和投入等原则性设计，逐步勾引用户，改变用户的使用心理和行为习惯，最后对产品上瘾。

对用户使用时间和流量规模孜孜追求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但这种追求使得产品不加分辨，无法对成瘾抗拒力差的老人、孩子和缺乏自控力的受众（往往来自底层）进行有效的约束。一些基于数据和信息偏好的应用，也迫使人们进入信息茧房，久而久之成为信息与数字产品的囚徒，很难对一项事物做出全面而理性的判断。

这种种数字鸿沟与强制性的上瘾机制，几乎无法用个人的经验抵挡。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仍处在数字社会转型的初期。

数字社会转型的最终目标，需给予数字产品使用者红利，而不只是背后主导主体的资本红利。这需要有科技向善的价值观操守，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和企业价值观的共同努力。

鲜活个体眼中的数字中国

正是数字社会转型显得如此缤纷复杂，机遇与问题并存，个人与时代跌宕共振，才如此充满未知的魅力。

数字技术正在不断演进与变化，虚拟和现实的场景体系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技术已经发展到创造人机之恋等超越社会伦理现实的技术奇观。这些新兴的产品与技术。相比我们以往遭遇的各种时代而言，这是个信息和观念都在极速压缩的时代。

比如在社会学、经济学之外，外国人对数字下沉的观看还带来比较性视角。尽管充斥在社交平台上的外国人有可能仅仅为了掌握流量密码而进行不够严谨的比较试验，但是，信息的国际化，也让证伪和证实都变得更为容易。从他们的比较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中国数字转型的速度。

而这种极速的转型速度带给年青一代强大的自信心。他们没有生长在物质紧缺的年代，没有对外来文化的自卑情结土壤，恰恰信息的平坦，给他们宽阔的视野和敬畏。他们大胆将本土的文化符号与数字技术密切缝合，生产出海扬帆的作品，并试图为自己的文化行为正名，与传统世界的强势旧有力量抗衡。

与被动模仿的底层与乡野数字人不同，掌握技术话语权的年轻世代是个性更为鲜活的样本，他们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潜移默化拥有了一种集体性的筑梦意识，因而将成为数字社会转型的主力军和势能传导者。经由这批数字技术和应用的弄潮儿，新鲜的数字中国变化，就会向四周蔓延与传递，并制造出更多个向上个体的无限可能。

数字原野上每天都在发生超出原有理论与评判界限的新生命，任何操之过急的判断，不是揠苗助长就是斩草除根。这个快速变化的数字社会应拒绝极端化的审视。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当下的数字中国一定会蒸腾无数向上的个体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