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你抬着（麦克风），你说你说。”

“嗨别别别，我还是自己拿着吧。我以为你要讲下为什么你这次穿的比我还要正式呢......”

后来自己扶着麦克风的是田刚，他是中国数学领域基础研究最德高望重的几位学者之一，几天前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颁奖礼，现在站在深圳。

想要帮他扶着话筒的，是中国“量子之父”，牵头研制了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潘建伟。

2018年，马云在一场和田刚、张益唐等顶尖数学家的聚会后，决定开始实践一个面向年轻人的数学计划，也就是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举办到现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已累计吸引了25万人次参赛，选手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连续两年担任命题委员会主任的田刚几乎每年都会现身最后的颁奖礼。第一届的金奖获得者是现在留在北大数学系里做研究的韦东奕。

而促成田刚与潘建伟难得同框的，则是另一场腾讯发起的科学探索奖的颁奖礼，科学探索奖的第一场颁奖也恰好是关于数学物理学的。

五位获奖人之一的彭新华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她的研究领域是基于自旋的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是这个奖项设置以来的首位女性科学家；数学是量子力学的研究基础，正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大二的瞿霄宇有成为另一个彭新华的潜力，他以17岁的年纪拿到这次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金奖，并且是这个奖项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满分选手，前途无量。

田刚站在彭新华和其他几位获奖人边上，神情欣慰如几天之前在北京大学百年礼堂站瞿霄宇身边一样。

短暂的调侃后，田刚与潘建伟把舞台让给了后面其他的奖项。相比田刚，潘建伟更常来科学探索奖的颁奖礼，他是这个奖项的发起人之一。

科学探索奖也是从2018年开设的，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位各国院士，50多所著名高校校长参与了奖项的提名、推荐和评审。五年里选出了248位获奖者。每位获奖人会收获腾讯总共300万人民币的资助，五年就是一笔关于基础科学超过7亿人民币的现金投资。

近几年，国内面向基础科学研究的“体制外”奖项设置正在变得丰富。

阿里巴巴在2018年与全球数学竞赛同时发起了“青橙奖”，一个专门面向信息技术、芯片、智能制造等基础研究领域的公益性学术评选项目，这个项目每年要找出10位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学者，每人可以拿到100万元现金。

腾讯在科学探索奖之外有另一个更庞大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旨在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科学家做“从0到1”的突破性基础研究。入选者会以实验类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区分，前者的资助上限是每人每年500万元，后者是每人每年300万元，均会连续资助5年。这个计划的初步构想是10年和100亿人民币的投入。

除了阿里巴巴和腾讯外，包括美团、百度和字节跳动在内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每年对于基础学科的科研人才资助合计也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

并且这个投入力度正在进一步增加，比如“青橙奖”的名额在这两年里从10人扩充到了30人，这意味着资助金额也从1000万涨到了3000万人民币。

相比于17岁的瞿霄宇，45岁的彭新华处在一个搞科研最摇摆的时间点上，或许回头来看这场颁奖礼将是自己科研路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中国的学界，科研内卷，时间追人。如果在40岁左右没有拿到“优青”（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或在45岁没有什拿到“杰青”（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之后的科研道路则死气沉沉。但这个人才漏斗的壶口太细，基础科学领域的进展缓慢，很多人拿不到这顶上岸的“帽子”。有这样一个新的奖项也让这些青年学者多了一块敲门砖。

五年中获得科学探索奖的248位获奖人中，有19位获奖人在同年或之后获得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有12位在同年或之后获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一位获奖者说，他拿到这个奖后，“有帽子了”。

而与其说有才能的研究者需要这样的时刻来支撑着自己往下走，不如说中国的基础科学需要准备好更多这样的时刻，来抓住有天分或已经显现出才能的研究者，进入象牙塔，或者在象牙塔里多待一会儿。

潘建伟和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在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之后的一场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上有一番很有价值的谈话，这里截取一些，关于“帽子”，以及如何发现更前沿的项目（为语义通顺做了一些处理）：

韩启德：我回到北大带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头上最大的一顶帽子就是“杰青”，这个“帽子”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帽子”需要更多还是更少？

潘建伟：我仍然鼓励45岁以下的科学家积极去参与“杰青”这些评选。其实美国的科研界也存在“帽子”，但不同之处在于可能在同个领域只需要选一顶“帽子”，这一方面国内的科研评议也在改革，比如“长江学者”、“杰青”这些只能搞一个“帽子”。但我们学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在做改革，比如学校内设置了讲席教授和高级讲席教授的职位——在学校内我们以自己的判断为准——来给予我们觉得自己学校内科研水平达到了“杰青”或者院士水平的学者。

但在我们自己研究团队的角度，相比于“帽子”，其实“小同行”的评价更重要。

这也是“探索奖”和“新基石”制度设计特别的地方——我们非常尊重小同行的评价。我记得有一次评审时看到两位科学家都是非常非常杰出的，这对于我们来说难以抉择。他们在同一个领域，如果只看文章的引用数目，可能A好一点，但是我们不敢肯定，就找了五位完全同领域的科学家来评审。评审完之后，他们说看起来A是更好的，但是B的工作更加深刻、更加困难，最后我们选择了B。充分尊重小同行的意见，过程更加精细化，所以最后的决策会更加准确。

韩启德：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我们一般的项目申请中其实是鼓励我们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怎么往前走一步，这其实是不利于颠覆性的创新和冷门的领域研究。怎么能够改变一点，这方面有什么改革的举措？

窦贤康：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的70%-80%的项目仍然是此前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项目。很难说这其中每年批准的5万多个项目里可以满足大多是原创性项目的要求——这在客观上做不到。因为大部分研究还是在之前的认知上做更新和完善。并且这样的项目批准还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

但创新性项目出现的特征，往往是有几个一流的科学家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个项目好，同时又有另外的一些高信誉度的科学家说这个项目不行。那么要重视原创性项目，就要在评审角度做调整，改变原创性项目的评审机制——不搞申请了，搞推荐制。

也就是要缩小这些项目评审涉及的科学家数量，增大投入力度，像风投一样，要允许失败。

科学探索奖五年前的第一批获奖者已经“毕业”。

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妩蓉强调，科学探索奖的特殊之处在于，奖金完全给到科学家个人，而不一定是指向科研。

“获奖人拿这300万的奖金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拿来解决生活难题，拿来买房子，拿来带家人休假，或者拿来买仪器设备、拿来做团队激励，我们都不管，完全自由支配。但马化腾唯一的建议是——不要捐出来。”王妩蓉说。

这是内敛的中国科研人士的面子问题，好像生活得到了改善，科研的动力就下降了，奖金变成了压力。但这并不是个相悖的事，这次获奖人中也包括信息电子领域的唐杰、卢吾策这样已经有巨大名声，且并不缺经费的获奖者。

在腾讯内部研究过这个问题，这个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如果一个候选人做得很好，但因为收入很高，又创办了公司，就不能得奖，这本身也违背了公正性。腾讯最终决定将获奖者所有的个人背景因素都排除在外，这并不是刻意的反逻辑而更靠近一种中立。

窦贤康在回答韩启德关于“帽子”的问题时说，上一辈的科研人多受生活之苦，很多时候无奈的要在科研和生活中做取舍，而又把纯粹的科研理想寄托在更年轻的科研人身上。现在这年轻一辈的中国科研人最好的年纪来了，也有比国外更好的仪器，自己也不缺收入和科研经费，“我不希望现在的青年科学家再把希望寄托在比自己更年轻的下一辈科学家身上，自己要多一些定力”。

这句话诚恳，也回归到颁奖礼开始时田刚的一句托付：

“希望得奖或没得奖的优秀年轻人都要尊重学术，去追求大问题，探索人类的边界。”

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并且暂时还难看见答案。但如科学探索奖这样新的评奖机制，正在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奖体系之外很好的一种补充。

而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社会力量开始逐渐站在这个问题背后，尝试以并不激烈的方式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建立一点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