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7日,OPPO Find X9系列的发布会已经结束。网络上,关于它影像和屏幕的讨论很多,参数和亮点一目了然。但参数表不会讲述故事,尤其不会讲述一个产品是如何从无到有的故事。

一部手机的诞生,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以一个看似简单的目标为例,将屏幕边框再收窄0.1毫米。这可能意味着显示屏需要一种全新的封装工艺,结构工程师要重新设计整个中框,天线团队则必须为组件找到新的容身之处。任何微小的改动,都可能会引发牵涉数十个团队的工程连锁反应。
可以说,旗舰手机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选择、争论和妥协中被“磨”出来的。那么一家公司,是如何做出这成千上万个决策的?对于OPPO来说,答案可能藏在它的工程文化当中: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一种新的供应链关系
点胶设备在手机前组装和后组装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它负责衔接屏幕和中框,因此直接关系到边框能做到多窄。为了追求极致的窄,一家深圳供应商轴心自控已经和OPPO“死磕”了10年。轴心自控的大客户经理李林曾给出过一个评价:OPPO是所有同类厂商中最愿意尝鲜的。听到别人或自己想到一种新技术,就总要把想法实现。“OPPO对技术有一种‘渴望’,这在所有同类厂商里是最强的。”
这意味着供应商不只是订单的执行者,更是共同探索的伙伴。OPPO鼓励供应商们一起加入这场创新游戏,每年甚至会单独设立创新奖项以及相应的订单、份额的倾斜,鼓励供应商拿出更好的技术方案。“但拿到这些的前提是,你得能跟上它的节奏,甚至超越它的期待。”另一家做中框的供应商代表表示。OPPO对结果指标的不让步,也成为一种倒逼机制。
当OPPO提出一个极限要求时,它不会只做一个“甩手掌柜”。李林对此感受很深,他认为OPPO并不只是抛出一个任务。“他们的研发、生产制造团队,都会投入人力来跟我们一起看这件事的可行性。而不是说,问题我提出来了,你们公司自己想办法。这一点,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
这种不计较短期成本的投入是相互的。OPPO制造中心的资深工程师沈集讲述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为了验证一个贴膜的精度问题,供应商需要一批价值10万块钱的新膜来测试设备。他的第一反应是“给啊,没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掏钱就行了,这种事情很常见。”
基于双方的信任关系,OPPO还会向核心供应商分享未来三年的技术路线图。沈集谈到与轴心的合作时说,“我们每年会把未来三年的规划给他。我们会明确地告诉他,未来三年,我们的点胶精度要从多少做到多少。”这种罕见的透明度,让有同样技术追求的伙伴可以进行前瞻性的投入,陪着OPPO去走那些没人走过的路。一位工程师补充道,有些项目合作了好多年,技术点一直在推进但一直没落地,设备也没卖出去。“没卖就没卖,”他说,“该退就退了。”
这种信任的深度,也体现在一个细节上。一位OPPO的核心工程师回忆,在2016到2017年左右,双方的合作已经紧密到“轴心一行行的关键代码,我全部都是清楚的。”在核心代码为核心资产的科技行业,向合作伙伴开放底层代码,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意味着双方已不是传统的甲乙方,而是更类似于一种技术共同体。
一种“反常规”的投入
在OPPO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工程师每年都必须抽出完整的一天时间,去亲自接听用户的客服电话,还要定期去门店卖货。这套机制,让他们能最直接地听到用户的声音。沈集描述第一次接电话的体验,“你手机没做好嘛,别人说你这个地方怎么不行”。
另一位工程师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公司内部的一个理念则是:“1ppm(百万分之一)的不良率,对于拿到这个产品的用户来说,就是100%的失败。”这种对用户的洞察,也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标准,产品体验的及格线不是“用户不投诉”,而是要追求超出预期的“用户满意”,这也催生了Find X9系列上那些看似反常规的投入。
Find X9系列搭载的1nit明眸护眼屏,是一个典型产物。
它起源于一个简单的观察。用户在熄灯后使用手机时,即使把亮度调到最低,屏幕仍然刺眼。传统旗舰的最低亮度在2到5nit,而OPPO的屏幕团队认为,要真正做到“熄灯也护眼”,必须把这个数字降到1nit。问题是OPPO提出这个需求时,供应链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实现。
1nit这看似微小的数值差异,背后是巨大的技术挑战。OLED屏幕通过控制每个子像素的电流实现亮度调节,亮度越低,电流控制的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在1nit极低亮度下,需要将子像素电流压缩至常规状态的1%以下,还要维持数百万像素的电流均一性,偏差需控制在0.001nit以内。更棘手的是Mura效应,也就是屏幕在低亮度下的“抹布屏”现象,这个问题源于OLED生产工艺的先天局限。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挑屏”,用高淘汰率筛选产品,但成本高昂且治标不治本。OPPO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自建显示科学产线。相关产线投入超过十亿,配备了1.51亿像素的工业相机和航天级的无尘室。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对每一块屏幕进行“逐子像素”扫描,以0.001nit的精度捕捉Mura缺陷,为每块屏幕绘制独一无二的“数字地图”。
基于这个地图,OPPO通过云端AI大模型,为每块屏幕生成专属的校准档案,这份档案会以加密方式永久烧录进Find X9的显示芯片内,与硬件ID三方绑定。这套被OPPO称为“一屏一策”的方案,让每块屏幕都有了自己的“修复记忆”。最终,Find X9在全行业首次实现了硬件级1nit极暗显示。
Find X9系列的极窄边框,同样来自一场长期的技术规划。2020年沈集负责制造部门的技术规划,预判到随着产品持续向轻薄化演进,传统的装配方式将无法满足极限空间的装配需求。于是他启动了“3D斜插装配工艺”的预研,并联手供应商进行技术储备。这听起来像是细节优化,但实际上是非常难做的结构性创新,通过改变主板安装角度和立体空间堆叠,突破手机内部空间限制,让更大电池、更强影像模组得以实现。这个在四年前的预判,最终在Find X9上得到了验证。“大的突破,一定来自很前期的技术规划和预研,”沈集说。
沈集的这种前瞻能力,部分来自他在OPPO的特殊成长路径。2013年加入公司后,他先后负责过旋转摄像头、指纹传感器、玻璃后盖、再到技术规划,最后接手旗舰机项目。这种频繁的岗位轮换在OPPO并不罕见,一位工程师表示,“OPPO对轮岗的频率,至少是行业平均水平的十倍。”但轮岗有门槛,“一定是表现优秀的人才能轮。”这种机制让工程师们既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又能对技术做出更全面的判断。当然代价也存在,“有时候人员更新换了一拨,传承没做好,那真的好痛苦。”但OPPO选择了在广度和深度之间寻找平衡,既需要像沈集把握趋势的横向人才,也需要在某个领域深耕十几年的纵向专家。
在行业普遍倾向于用算法提升照片清晰度时,Find X9 Pro团队则选择攻克“光学清晰”这个更难的问题。为了让2亿超清长焦发挥全部潜力,OPPO引入了主动光学校准系统(AOA),采用操作精度达到0.1微米的亚微米级机械臂,比最先进的手术机器人精度还高100倍。在校准过程中,机械臂带动镜组移动,系统结合AI光学大模型预判,找到像差最优解,将镜组调节到最准确的装配位置。确定位置后,再通过自研的、收缩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胶水进行固定。最终这颗2亿超清长焦的整体解析力提升了15%。

由于总是在尝试一些新鲜的、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技术方案,可想而知OPPO的制造工程部工作氛围绝不是“一团和气”的。沈集笑说,他喜欢和同事“吵架”。
2021年,某个项目要用一种擦胶工艺,老板认为行业内有现成方案,快速复制就行。他却坚决反对,理由简单粗暴,“不行,擦胶那一圈丑死了。”他坚持要改底部结构,把整个方案推翻重做。为此,他和各个系统的高管“拍桌子拍了三天”。
这种“吵架”在OPPO却很常见。“我很喜欢我的兄弟们天天跟我吵架,我也经常跟老板吵架,”沈集说,“OPPO有这么点好,不是针对人,只要是针对事,再怎么吵大家都很开心。”最终谁是对的听谁的,对事不对人。这种文化的内核,是探寻事物的本源——它该是什么样,就应该是什么样。
一种“高成本”的技术壁垒
回看Find X9的诞生过程,无论是工程师内部为方案的激烈争论,还是与供应链在技术上的互相“较劲”,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一种纯粹的技术渴望,一种愿意尝试新东西,并将其做至极致的创新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渴望,OPPO才愿意进行长期且看似“高成本”的投入。这种成本,不仅是投入超十亿自建产线这种可见的财务数字,更包含了那些看不见的代价,为了攻克一个技术点而拉长的研发周期,为了验证一个新想法而消耗的大量物料,以及因激烈争论而产生的内部摩擦。
从某种程度上说,OPPO是主动选择了承受这些常人难以接受的内部成本。也正是这种选择,构建起了一道区别于其他追求短期效率公司的技术壁垒。这道壁垒,不是单一某一项专利或技术所带来的优势,而是由一整套“愿意折腾、敢于投入”的文化和方法论所组成,它难以被快速复制,也无法用数据来简单衡量。
这当然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这是OPPO的选择。当一部Find X9摆在用户面前时,它不仅是一部手机,也是这套方法论下,OPPO给出的又一个答案。而对于OPPO这群工程师来说,它只是下一个问题的开始。
文章中沈集为化名
0 条评论
请「登录」后评论